习大大十八大上台以后，与王书记一起高祭反腐大旗，大小老虎纷纷落马。我们一方面为习大大的魄力拍手叫好，为中央反腐败的决心竖起姆指点赞，另一方面为贪官像韭菜一样一茬茬割了又长而忧愁。

　　我认为这个问题的背后，其实是权力的来源和制约的问题。

　　中央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当然有其道理，但我觉得，当前更应研究解决权力来自哪里的问题。只有首先实现“权为民所授”，才可能真正有“权为民所用”。

　　这个问题，本来在文革期间，毛主席有过试验，那就是规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官员的本分本职，否则，造反有理，人民夺你的权，让你丢官。

　　现在从官僚的立场上来分析，这样做不够“官道”，有的领导干部甚至说：我们打下的江山，你们怎么能说罢我们的官就罢我们的官、说夺权就夺去呢?但毛主席就是顶住压力，依靠左派和红卫兵，最大程度地消除了官僚特权，破除了相当一部分官员思想中的私心杂念。

　　但毛主席一过世，尤其是小平同志上台后，首先从宪法上取消了中国人民“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四大”权力，人民监督政府和官员的权力被无情地取缔了。毛主席探索的我党干部的权力授予二元结构(上级党委任命制和人民对不满意官员的造反有理相结合)，这样的一个平衡机制被完全打破了之后，官员的权力就像秋天的野藤一样不受限制地疯长。直到现在，就只剩下了一个官员职务上级党组织任命制，而人民根本就没有监督的权力和渠道。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腐败才是咄咄怪事!

　　现在，我们许多领导干部总是强调，要加强对权力的全方位立体监督，什么上级监督、同级监督、下级监督、舆论监督、社会监督。口号喊得震天响，但这些监督，大多是没有作用的样子货。

　　哪个下级敢监督上级?哪个班子成员敢监督本级的党委书记?除非他脑子有病!

　　舆论监督本来是个好办法，但舆论监督要发挥作用，还取决于人民有反映，舆论有报道，上级有行动。问题是，我们现在许多媒体成了地方官僚和资本的吹鼓手，不敢报实情、说真话。即使报道了，许多官员也不怕你媒体揭露，甚至敢质问媒体：你是代表党还是代表人民?可见舆论监督也不见得靠得住。

　　真正有监督能力的就只剩下了上级的监督。可是，上级监督本身就是老子监督儿子，而且不在一起工作，不能及时了解情况。另外还有一个监督意愿的问题。有的上级与下级本来就是生命共同体、贪腐共同体，如果是这种情况，他当然不愿监督。

　　所以最有力的上级监督，其实是最没有效果的监督。最了解情况的人民群众，却失去了监督能力。

　　权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小平同志特色思想的鞭策下，如脱缰的野马，在人民群众的菜园子里横冲直撞，搞得乌烟瘴气，骂声四起。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物极必反，中国才出了一个习近平!

　　习大大能否降伏脱缰的权力野马?我相信生于皇宫、长于民间的习大大有本能降伏。但有个前提，那就是不仅要编好制度制约的笼子，更要拾起人民监督甚至人民民主专政这个锐利武器，否则就走不出“反腐-消极-放权-瞎整”这样恶性循环的老路子。(文：八一真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