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是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党内进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教育，在全社会倡导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是党的再正常不过的工作。当然，在这些年党内外出现理想信念失落的严重情况下，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党旗帜鲜明地高扬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倡导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有极端重要的现实针对性和深远的意义。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讲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却会引来一些人的质疑、诘难，甚至谩骂。这种奇哉怪也的现象，其实是一种并不奇怪的历史现象。他们故作攻势，表面上其势汹汹，实际上是表现了对共产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惊恐，说客气点，不过是历史近视者的几声悲鸣而已。

　　还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李大钊就说过，历史的道路，不全是坦平的，有时会走到艰难险阻的境界，这是全靠雄健的精神方能冲过去的。崇高的理想信念会使人无私无畏，使我们能够“拿出雄健的精神，高唱着进行的曲调，在这悲壮歌声中，走过这崎岖险阻的道路”。要最终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这一坚定信念，不但会升华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精神境界，同时也会在斗争的惊涛骇浪中使那些投机家和懦弱者现出原形。无论革命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经历挫折以至暂时的失败，都是并不奇怪的一种历史现象。但应该看到，当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实践中的社会主义正经历发展中曲折并寻求改革的艰难时刻，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发生的苏东剧变，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了低潮，使得社会主义“失败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共产主义“渺茫论”大有市场，考验着人们的理想信念。本来，革命的道路不是笔直的，经历暂时的挫折、失败是并不奇怪的历史现象，这对于真正的革命者来说，是不值得恐惧的，而是“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但对那些历史的短视者来说，就有可能使他们惊慌失措，悲观失望，失落原来的理想，甚至改名换门庭，另找出路。那些投机者、同路人和潜在的第五纵队正是在这样历史背景下会暴露出他们本来的面目。姑且把这叫做“低潮综合征”。这种现象不但过去有，现在有，而且以后也还会有。他们往往把革命运动中出现的危机，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危机，以为天从此要塌下来了。

　　事实上，因暂时的挫折而使一些人丧失理想信念、另找出路的情况，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不止一次地出现。像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我们党虽然还处在幼年时期，就以自己正确的政治纲领和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忠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促进了国共两党合作，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和北伐战争。由于共产党在大革命中鲜明的政治领导作用和共产党人勇于牺牲的精神，使它在人民群众中获得很大的声誉。到1927年4月，党员人数发展到近6万人，与建党时50多人相比，在不到7年的时间里扩大了1000多倍。但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社会上投机分子”也均想加入C.P.(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缩写),不仅是“一般知识分子，小商人，大商人，甚至许多拥有重兵的高级军人也来敲C.P.的门”。在他们看来，这时做一个共产党员，乃是一种时髦，是表示自己已经是革命党的一种荣耀。但当白色恐怖到来，革命转入低潮的时候，便迅速出现这样两种情况：一方面，许多真正的共产党员为自己的理想或是英勇献身或是继续战斗，仅从1927年到1928年上半年的不完全统计，共产党人被杀害的即达2.6万多人;另一方面，党内也不乏一些投机者和不坚定分子又迅速作出了新的选择，离开了革命队伍，有的不惜用出卖灵魂和同伴的卑劣行径去同被他们看好的新的潮流接轨。这些所谓识时务的“聪明人”，他们没有想到，仅仅22年之后第一面五星红旗就在天安门广场上升起，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当然，历史的情况有别，但这同今天的某些对共产主义的谩骂者的脸面是否有某种相同之处呢?!

　　这个事例有力说明，革命低潮并不可怕，因为历史的进程不是直线的，暂时的失败不能改变历史所昭示的发展方向;但可怕的是，因为低潮的到来，历史的短视者往往把革命运动中出现的危机，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危机，以为时代要变天。列宁就曾经把这两者作了严格的区分。他认为，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反映到革命运动内部“就是深刻的瓦解、混乱、各种各样的动摇，总而言之，就是马克思主义运动极端严重的内部危机。”第二国际后期，由于资产阶级策略上的变化，出现了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列宁曾把它看作是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的一次危机。但如果把这种运动的危机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危机”，正像列宁所斥责的，这“不过是重复资产阶级下流文人无聊的议论，他们想把社会党人之间发生的任何争论都加以夸大，以促成各社会党的分裂。”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今天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在低潮的情势下，一些人包括个别共产党员走到了党和人民事业的对立面，失去对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诅咒马克思主义的“失败”，丑化、抹黑党和人民的革命奋斗历史，就是这样一种历史现象。

　　正因为这样，正确说明历史发展的规律，正确认识历史时代及其特征，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曾形象地指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马克思主义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统一的科学角度考察社会历史及其变动的。恩格斯说：“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1915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十月革命前夜，列宁在《打着别人的旗帜》一文中，指明了世界历史即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并从理论上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他指出：“我们是生活在两个时代的交叉点，而且只有首先分析了从一个时代转变到另一个时代的客观条件，才能够了解我们面前发生的极其重大的历史事件。”他指明所谓时代是指“那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正是这样，列宁认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创全世界历史的新时代，由一个新阶级实行统治的时代”。又说“现在地球上有两个世界”。历史发展证明，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以十月革命为开端、为标志的社会主义逐步代替资本主义并最终取得胜利的时代。

　　由上可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从生产方式特别是经济制度和阶级关系作为划分历史时代的基础，深刻揭示经济制度变更的内在原因，只要这些要素的存在，一定的历史时代及其所指明的历史发展趋势就不会改变。资产阶级可以通过某些策略和统治方式的改变，起到某种缓和矛盾的作用，但帝国主义的本性不可能改变阶级的、民族的之间的对立状态;资本主义社会可以通过科学技术革命而继续发挥其潜在力量，可以延长其寿命，但不能改变生产的社会性和私人占有之间这一基本矛盾最终会阻碍生产力发展这一基本趋势。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走向灭亡的科学结论，是不会过时的。法国学者萨特就认为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不可超越的，因为产生它的那些历史条件还没有被超越”。这样的看法，在今天的西方世界是越来越多，而且更加深化而富有现实感。

　　同样，苏东解体，冷战结束，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两种社会制度并存和对立的基本格局，帝国主义同社会主义、同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仍然是当今世界的基本矛盾，决定我们时代的基本内容和历史走向。人们不会忘记，当20世纪80年代后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危机的时候，西方世界一片欢呼，称“20世纪是最后埋葬共产主义的世纪”。1989年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他的《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一书中，就直接宣称“这是一本论述共产主义的最后危机的书”。并预言：“支配21世纪的将可能是民主政体，而不是共产主义”。可以说，在苏联解体前后的一段时间里，这种论调充斥西方世界，我们国内的一些软骨症患者也以拾其牙慧为荣耀。但几曾何时，他们面对的仍然是不灭的共产主义的“幽灵”，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这不能不使他们那热得发烫的头脑有所冷却。像布热津斯基这个蹩脚的预言家在1993年又出版一本名为《失去控制：21世纪全球混乱》新书，他虽然仍对马克思主义充满敌意和歪曲，但又不得不承认在他们认定的共产主义失败之后，并没有导致他们所期望的所谓民主自由的理想的社会的到来。他写道：“今天的世界更像是一架用自动驾驶仪操纵的飞机，速度连续不断地加快，但没有任何明确的目的地”。原来以为苏联解体以后，美国将成为唯一能够影响和领导世界的国家，将决定世界的未来，但无情的现实又使他不能不承认：“美国的全球显赫地位反而促使甚至创造了使美国越来越在全球无能为力的条件”。“美国的全球力量可能会被美国自己的价值观念的全球影响所破坏。”像这样还算能面对现实、比较冷静地分析，近些年来特别是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以来，在西方舆论中大有升温之势。这同苏东剧变时西方世界出现的得意忘形的盲目欢呼的情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还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始终重视以党的纲领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教育全党，坚定共产党员应有的理想信念。这时的党经受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严峻考验，终于获得了从幼年走向成熟的伟大转变，获得了对民主革命规律性的认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理论著述中，严厉驳斥了甚嚣一时的“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共产党应该“取消”、“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等等谬论，深刻阐明了近现代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系统地、充分地论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及其政治、经济、文化纲领。毛泽东旗帜鲜明地亮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主张，从理论上有力地驳斥和粉碎了国民党一切反共的论调，他指出，有些恶意的宣传家，故意混淆中国革命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提倡所谓“一次革命论”，用来证明什么革命都包举在三民主义里面了，共产主义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事实上，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们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国革命也改变了面目。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后一阶段了。这也是资产阶级顽固派为什么要那样叫嚣和要求“收起”它的原因。其实，这是“收起”不得的，一收起，中国就会亡国。这一深刻理论正确指明了中国向何处去这一人们所关心的问题，同时也极大地帮助了全党思想的统一和政策的统一，更好地在抗日战争中担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在这期间，毛泽东还回答了有些人要求我们党改名称的问题，他幽默地说：“有人说我们党要改改名称才好，他们说我们的纲领很好，就是名称不好，‘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不但蒋委员长来电报要我们改名称，中间派也劝我们改名称”，“很多美国人也要我们改名称，我们若是改了名称，他们就喜欢了”。对此，毛泽东明确回答：“我们党的名称还是不要改。我们的名称，中国人民是喜欢的。”这对于以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指导现实斗争，是很有意义的;这对今天那些对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谩骂者、攻击者也是有力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