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虚无主义是一股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否定中国革命史，否定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进而否定中华民族文明史和优秀传统文化的错误思潮。尽管其表现形式多样，但共同理论基础都是唯心史观。用抽象的人性抹杀善恶的区别，用所谓“温情”的改良消解革命的正当性，用资本主义制度和价值观衡量中国发展道路，是其显著特点。

　　一、用抽象的人性抹杀善恶的区别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在历史的长河中，涌现出无数为民族大义前仆后继的英雄，也充斥着贪生怕死、开历史倒车、卖国求荣之徒。后来者正是从这种界限分明的是非善恶中获得激励与警示。

　　然而，在历史虚无主义者看来，人并没有截然的是非善恶之分，“好人不好，坏人不坏”，“坏蛋也有温柔敦厚的一面”，从而混淆、解构了对一些历史人物已有的基本判断。在一些影视作品、文学作品以及网络恶搞中，他们将人做了“扁平化”处理。对待英雄，用各种戏谑、反讽甚至造谣的方式，将其光荣事迹弱化甚至丑化。例如，说黄继光是因为摔倒了才堵上枪眼的，董存瑞牺牲是因为炸药包两面都贴上了胶，等等。相反，对土匪、汉奸、卖国贼等反面人物，则竭力描绘其在私人生活中的慈爱、孝顺、友善、仗义等，为其渲染悲情色彩，使人们对之欣赏甚至同情起来，从而转移对其屠杀民众、出卖国家等恶劣行径的关注。更有甚者，竭力为贪生怕死、吃喝玩乐、卖国求荣之徒辩护，似乎这样做才符合人性，而英勇就义、慷慨赴死反而违背了人性。

　　“高尚者并不那么高尚，卑鄙者并不那么卑鄙”，似乎整个世界就是由这样一些均质化的庸人所组成。历史虚无主义就是用这种手法，模糊善恶界限，掩盖反面人物的各种错误立场和反动行径，为之翻案。

　　在看待农民革命时，历史虚无主义者往往将其描绘为一场戕害人性的暴乱。他们不去关注农民曾经如何长期遭受地主阶级高昂地租、高利贷、酷刑等各种形式的剥削和镇压，而是去渲染革命斗争的“无情”。有些作品，热衷于刻画个别地主在日常生活中的“知书达礼”、“典雅高贵”，以此来迂回表达其对革命斗争的不满，似乎革命就是野蛮对文明的报复，是卑劣人性的集中展现。

　　在看待反抗侵略的战争时，历史虚无主义者不去区分战争双方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而仅仅从个人情感、个体命运以及家庭遭遇的角度来看待战争。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战争无胜负之分，每一个体都是战争的受害者，不管是发起侵略的一方还是反侵略的一方，都是值得怜悯的对象。前者是被欲望蒙蔽了双眼，是可怜的灵魂需要救赎的对象；后者则不过是逞一时之勇的可悲炮灰，一时的英雄壮举带来的是无尽伤痛甚至生命的毁灭。于是，战争无胜负之分演化为战争无是非之别，对战争的反思被简化为笼统的“反战”，人类和平被寄望于对抽象“大爱”的呼吁。对侵略者的谴责成了心胸狭隘、睚眦必报的代名词，而对英雄的纪念反而成了好战的同义语。

　　那么，应该如何看待人性？恩格斯深刻指出：“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6页）吃喝住穿、七情六欲、谋求生存等固然是人性的一部分，但绝不是人性的全部。人性是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统一，人性当中的确有其自然性的一面，但决定人之为人的，却是其社会性。因此，为了民族解放和人类进步的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才真正展现了人性的光芒，实现了人性的升华。相反，用自然性来代替社会性，鼓吹贪生怕死，出卖民族利益，这无异于将人性降低为兽性。

　　“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0页）诚然，每个个体都是有血有肉的人，反面人物在自己的个人生活领域，也许温文尔雅、有情有义，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在面对被统治者时，整体上展现出血腥和残暴的一面。这是由于其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是由于他们在根本利益上与人民大众的对立甚至冲突造成的。因此，不能因为他们在某些时刻某些场合展现出了温情，就忽略其在面对民众时本质上的反动性；也不能指望他们良心发现，弃恶从善，实现友爱与和平。用抽象人性论来看待阶级对立和冲突，看待民族解放战争，看似充满道义，实则软弱无力，客观上更是对恶行的纵容。

　　二、用所谓“温情”的改良消解革命的正当性

　　在看待历史发展的动力方面，历史虚无主义者无视阶级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无视革命产生的必然性，把它看作一种情绪化产物，认为如果耐心等待统治者“温情”的改良，社会便会向好的方向发展。比如，有人认为，“革命只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70页），会扰乱社会秩序，付出沉重代价。“革命其实是一种情绪化的东西，革命时总是以为靠一股气，一股劲就可以解决问题”，“革命就容易使人发疯发狂，丧失理性”（同上，第79、68页）。革命是不必要的，也是可以避免的，只要大家意识到它的破坏性，耐心改良，便可避免革命带来的弊端。“革命可说是一种能量消耗，而改良则是一种能量积累”（同上，第71页）。那么，改良的希望在哪里呢？在那些明智的幡然醒悟的统治者身上。

　　不仅如此，历史虚无主义者还把革命看作是因嫉妒贪婪而引发的产物，是对统治阶级这一精英集团的不公。以土地革命为例，这一观点认为，同样是人，别人能做到家大业大成为地主，而你贫民却无立锥之地，不正说明人家能干，而你能力不行吗？为什么要剥夺人家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土地？

　　那么，怎么看待这些观点呢？革命到底是怎样发生的呢？它的出现是出于历史的误会，或者人为的煽动吗？从根本上讲，革命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推动阶级社会发展特别是社会形态更替的重要动力。“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革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用暴力打碎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即打碎那种由于同新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而到一定的时候就要瓦解的上层建筑。”（《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页）

　　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中，生产力较为活跃，生产关系则较为稳定，二者之间经常会发生冲突，需要解决。而每一次解决，都会引起社会利益格局不同程度的调整，因此，往往会引发广泛关注，尤其是统治阶级的关注。特定时期的生产关系，即“那些使一定的生产力能够得到利用的条件，是社会的一定阶级实行统治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0页），与统治阶级利益休戚相关，对它的任何一点变动，都会引发统治阶级的不安。如果说，在特定时期，他们还能容忍或发起一些不从根本上触动生产关系的改良的话，那么，那些从根本上改变生产关系的变革，则是不可能得到其默许或者支持的。它会采取一切手段来保卫它。此时，唯有那些在这一生产关系下无法生存下去的广大的被统治者，用革命的力量才能打碎它，实现社会的根本变革，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促使社会向前发展。革命的发生是社会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的桎梏这一现象并非人为造成的“错误”，也不是统治阶级一旦觉察到便可以去彻底改正的“错误”；而被统治阶级发起的革命，也不是出于历史的误会，更非出于人性的卑劣。革命是社会基本矛盾以及由它所引起的各种社会矛盾极端尖锐化的产物，是解决这些矛盾、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手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革命还是争取民族独立，实现国家富强即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前提。

　　革命的发生有其必然性，尽管在具体的革命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从整个历史发展的趋势看，革命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正能量，是起积极作用的。不应该用所谓“温情”的改良，去否定革命或贬低革命者。

　　三、用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价值观衡量中国的发展道路

　　把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价值观视为不可逾越的历史极限，是历史虚无主义者的主要观点之一。在他们看来，近代以来的外来侵略虽然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痛苦，但更多的是给中国带来了新型的现代文明。如果当时我们不反抗外来侵略，而是执行一条“孙子”（论者强调说：“不是《孙子兵法》的孙子，而是爷爷孙子的孙子”）战略，便可搭上一条顺风船，成为一个强盛的国家。很可惜的是，我们却用“民族独立”的名义将其拒之门外；新文化运动开启的启蒙被救亡所压倒，被性急的年轻人所抛弃，从而导致出现一系列问题；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改早了、改糟了，因此，要补课、要走回头路；尽管近30多年来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根本不值一提，唯有彻底废除“四个坚持”，才算是进行了彻底的改革。从这些观点来看，不管是主张采纳“孙子”战略，主张重新启蒙，还是主张补课，走回头路，或者是主张废除四项基本原则进行所谓彻底的改革，其背后都有一个理念，即资本主义不可超越，舍此另辟蹊径都是徒劳无功的，都是对人类文明大道的背离。

　　怎样看待历史虚无主义的这一主张呢？列宁在批判主观社会学家把“一般社会”当作自己的研究对象时，就曾深刻指出：不去研究具体的社会形态，不去对特定的社会关系进行实际的研究和客观的分析，就“从空想开始”提出一个抽象的“一般社会”来。“资产者最大的特点，就是把现代制度的特征硬套在一切时代和一切民族身上。”（《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4页）历史虚无主义者的错误与此相似。他们无视“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8页）他们无视近现代中国面临的内忧外患，不懂得启蒙如果离开救亡这一前提，便会不可避免地走向瓦解。他们也无视新中国在强敌环伺的国际形势下，已经失去了走欧美、日本等国工业化道路的各种有利条件，唯有选择社会主义制度，才可能较为平稳地迅速完成工业化的重任。他们更无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功伟绩，正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在他们心中有一个所谓“完美社会形态”的标准，凡是不符合其设想的社会便被斥为背离了人类文明大道。而事实证明，他们这种所谓的“完美社会”、“一般社会”，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代名词。

　　新近出现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新变种”主张，所有历史观都带有终结论色彩，要么终结在现在，要么终结在未来。在它看来，马克思的历史观把想象中的未来共产主义当作历史的终结点，否定资本主义社会、封建社会和奴隶社会的历史，从而陷入了“历史虚无主义”。这就不如资产阶级启蒙学者“把历史终结在现在”那样科学，因为“启蒙历史图示去掉未来阶段，就等于是树立了一个现实标准的原则，它指出美好的事物就存在于人们眼前的现实世界中……建立了一个现代的思维方式和新的历史观”（尹保云：《要警惕什么样的历史虚无主义》，《炎黄春秋》2014年第5期）。按这种观点的前提和逻辑，要想不陷入他们所称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唯一的出路就是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放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放弃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追求，否定共产党自成立以来所做的一切努力，转而肯定资本主义社会的完满性，走上其所宣扬的资本主义道路。

　　总之，无视中国具体国情，以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价值观为衡量标准，试图推动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制度与之接轨，并以此扭转社会主义改革的方向，是历史虚无主义始终不变的企图。可以说，这是“历史终结论”的又一版本。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马克思视阈中的意识形态性质研究”［13FKS006］阶段性成果）

　　（作者：杨德霞 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