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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社香：毛泽东支持农业合作社的理论依据
1951年7月15日在回复黄炎培“能战然后能和”信件半个月后，薄一波回忆，“毛主席找少奇同志、刘澜涛同志和我谈话，明确表示他不能支持我们，而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毛主席批评了互助组不能生长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观点和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的观点。他说：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协作)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他讲的道理把我们说服了。” 因为被毛泽东说服的对象都是党内读过《资本论》的高级干部，响鼓岂用重锤，轻轻一点拨，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豁然开朗。
刘澜涛生前在日记中曾清晰地记载此事：
1951年7月毛泽东在丰泽园卧室客厅里，召见了刘少奇、薄一波和刘澜涛。毛泽东说：“我看了山西省委的报告和你们的批示及少奇同志的几次讲话，我不得不向你们表示，你们的意见是错误的。我支持山西省委和赖若愚同志的看法。你们的观点反映了你们的思想大大地落后于人民群众的觉悟。你们作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尾巴。你们被一种富农经济的假象迷惑住了双眼。你们至今毫无搞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这可是危险的啊!”毛泽东批评了互助组不能生长为农业合作社的观点和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的观点。他说：“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
此时，毛泽东已非常清晰地从理论上梳理了依靠农民的“协作”“分工”，互助合作发展农业合作社，以改变一家一户旧有的生产关系，形成新的生产力。他向刘少奇等同志讲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主要是第十一、十二章阐释的基本原理，在西方向资本主义工业化过渡阶段，有一个工场手工业时期，那时候尚没有蒸汽机，但由于一起劳动，有协作有分工形成了新的生产力，人人皆知资本主义就是经过这个时期再进入工业化阶段的。资本主义能够利用一起协作劳动发展起来，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社，怎么不能这样发展起来呢。毛泽东用党的高级干部耳熟能详的马克思阐释的资本主义发展基本进程，很快让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心服口服，迅速转变了对山西省试办农业合作社的看法。
现在网上有一种说法广被转载，其完全歪曲肢解马克思《资本论》的基本原理和山西试办农业合作社的基本史实，但却装扮成“真理的维护者”，故引用其主要章节，以正视听。其曰：
【毛泽东看了山西省委的报告，华北局的批语和刘少奇的批语之后，经过一段思考，找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谈话，明确表示：“我不能支持你们，我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他的论点是：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的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制的基础，也是可行的。
请读者不要忽略上面这段话。历史巨人毛泽东在改造小农经济问题上就是在这里失足的。(本黑体字为原文作者所加)他的整个社会主义空中楼阁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理论基础之上。毛泽东对自己这一理论创造是非常重视的，在民主革命阶段，他创造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解决了工业不发达、工人阶级太弱小的前资本主义国家如何进行革命，夺取政权的问题，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共产党人都认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他如果能够绕过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一下子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起一个富裕、文明、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毫无疑问，那将是对马克思主义更大的发展。有这两大理论贡献，他将使斯大林黯然失色，而与列宁相比肩，理所当然地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导师和领袖。
当强迫命令的农业合作化运动遭遇抵抗造成农业减产的时候，毛泽东和他的主要理论助手陈伯达进一步研究，为什么17世纪欧洲的手工业工场依靠分工可以形成新的、提高了的生产力，而20世纪中国的农业合作社不能依靠分工产生新的、提高了的生产力呢?为什么表面看来貌似相同的事物竟不能产生大致一样的结果呢?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早就回答了这个问题。17世纪欧洲的手工业工场和20世纪中国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除表面相似之外，本质上是不同的。进入手工业工场做工的是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者。他们到工场做工是自愿的，是别无选择的谋生手段。被“说服动员”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中国农民却不同，他们是有土地、有农具甚至有耕畜的小私有者，具有独立经营发家致富的生产资料和经营能力，入社等于剥夺(立即剥夺或逐步剥夺)他的生产资料，不允许他发家致富。马克思把农民、制造业者和商人看作是社会一般的分工，这个分工构成了社会的经济基础。这是一个大的分工概念。个体农民属于这个大的社会分工的概念，属于“社会内部的分工”，与“工场内部的分工”是有区别的。他说：“社会内部的分工和工场内部的分工，尽管有许多相似点和联系，但二者不仅有程度上的差别，而且有本质的区别。”“工场手工业分工以生产资料积聚在一个资本家手中为前提;社会分工则以生产资料分散在许多互不依赖的商品生产者中间为前提。”“工场手工业分工以资本家对人的绝对权威为前提，人是资本家所占有的总机构的部分;社会分工则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对立，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资本论》第一卷第12章) 】
但上文作者并没用完全弄清楚毛泽东所肯定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不仅符合《资本论》所讲的社会内部分工，而且整个理论框架充分体现了马克思《资本论》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第十一章“协作”、第十二章“分工和工场手工业”的共同主旨。1951年春夏，中国试办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社)全部都是自愿的从季节变工、常年互助组一步步发展到试点农业生产合作社，而非像上文作者所说被“说服动员”，这个从1951年3月长治互助组代表会议的原始文件中清晰可见。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这些试办社的成员都有少量的土地、部分人有农具，很少人有耕畜，闻名全国的穷棒子社1952年办社时，仅有一头毛驴的三条腿，就是一个有力的说明。所以在1951至1955年，中国广大农村提倡和推进农业合作化时，并非像上文作者所定义的“具有独立经营发家致富的生产资料和经营能力，入社等于剥夺(立即剥夺或逐步剥夺)他的生产资料，不允许他发家致富”。在1955年前能够独立经营发家致富的仅仅是少数富裕中农。而从1951年至1955年绝大多数农业生产合作社年年增产，不仅原来的贫困户而且富裕户也增加了收入。而不像该文作者所标注的农业社减产。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没有不允许任何人发家致富，而是带领全社上下共同发家致富。初级社在全国农村中一直是比较受拥护的。现在各地农村老人们仍非常怀念。
更有甚者，该文作者并没有弄清楚马克思所说的“分工和工场手工业”，是《资本论》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中的第十二章，而第十一章“协作”正是产生相对剩余价值的第一要素。而这才是毛泽东认为可以依靠农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通过共同劳动、协作分工，从而产生新的生产力的主要理论框架。
马克思在“协作”这一章谈到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即使劳动方式不变，同时使用较多的工人，也会在劳动工场的物质条件上引起革命。容纳许多人做工的厂房，储蓄原料等的仓库、供许多人同时使用或交替使用的容器、工具、器具等。总之，一部分生产资料，现在是在劳动过程中共同消费的。一方面，商品的交换价值，从而生产资料的交换价值，丝毫不会因为它们的使用价值得到某种更有效的利用而有所增加。另一方面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的规模会增大。20个织布工人用20台织机劳动的房间，必然比一个独立织布者两个帮工做工的房间大得多。但是，建造一座容纳20个人的作坊比建造10座各容纳两个人的作坊所耗费的劳动要少，因此大量积聚的并且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一般地说，不会和这些生产资料的规模及其效果成比例地增加”。说通俗点，马克思深刻分析到集体规模的劳动可适当地节约生产成本。
紧接着，马克思非常明确地指出：“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这种劳动形式叫做协作。一个骑兵连的进攻力量或一个步兵团的抵抗力量，与单个骑兵分散展开的进攻力量的总和或单个步兵分散展开的抵抗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同样，单个劳动者的力量的机械总和，与许多人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例如举重、转绞车、清除道路上的障碍物等)所发挥的社会力量有本质的差别。在这里，结合劳动的效果要末是个人劳动根本不可能达到的，要末只能在长得多的时间内，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规模上达到。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
马克思说得何等深透何等好啊!协作劳动可以创造，马克思用的是创造一种生产力，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通过统一经营”可以产生新的生产力的理论基点。也是不久后毛泽东大力推行农业合作化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在下面的论述中更加深刻地论述：“且不说由于许多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而产生的新力量。在大多数生产劳动中，单是社会接触就会引起竞争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奋，从而提高每个人的个人工作效率。……我们所以着重指出，许多互相补充的劳动者做同一或同种工作，是因为这种最简单的共同劳动的形式即使在最发达的协作形态中也起着重大作用。如果劳动过程是复杂的，只要有大量的人共同劳动，就可以把不同的操作分给不同的人，因而可以同时进行这些操作，这样，就可以缩短制造总产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
当你读了马克思的上述科学论断，犹如马克思针对中国农业合作社互助合作优越性正在进行理论评述。所以，毛泽东言轻意重地对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概言之：“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协作)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几句话能说服三位高级领导干部的武器就在这里，奥秘就在这里，真理也在这里。毛泽东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可行的理论根据，正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农村土改后的实际状况相结合的理论精髓。
攻击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基本理论之人，在引述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二章“分工和工场手工业”的有关段落时，不知通读过第十一章“协作”否?资本主义手工业工场不能断开协作谈分工。新中国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本身就是互助合作，怎么避开马克思的协作专谈“分工”呢?理论上的任何断章取义、舍头去尾都不可能走向真理的彼岸，而只能成为谬误和混乱的滥觞。
河北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积极响应国家号召，1954年卖给国家余粮10万多斤.图为运粮车队.
1951年山西试办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完全符合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前期手工业工场协作分工可以创造新的生产力的基本原理，在农业社不断增加的公积金(共同集体财产)引导下，社员之间为增产丰收而进行劳动协作和分工合作，如李顺达农业生产合作社从建立起，就专人选种、专人浸种、男社员犁田、女社员挑粪、有饲养员喂羊，有姑娘队播种栽树，后来又成立专门小组管理果园、树苗等等，1951年山西所有试办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都获得了丰产增收、持续发展的惊人成绩。这就是毛泽东给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讲话时所说的“新的生产力”。初级社这种私有基础集体统一经营的模式，仅就手工工场内部分工协作这一点来说，不仅跨越了资本主义工场的第一阶段，有的环节直接进入第二阶段、甚至为第三阶段打下基础。所以，毛泽东当时说“ 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在创造新生产力更多地创造劳动价值方面，初级社和毛泽东所比拟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并不像怀疑者讲的本质区别，反对农民发家致富。相反，农业生产合作社避免了资本对社员的无情剥削，人人都是社里的主人，确实引导农民既规避了小农经济的风雨摇摆性，又发挥了广大社员的创造力，共同发家致富，共同富裕之树得之常青。毛泽东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与中国农村现况相结合，有了新发展新贡献。这段历史不容歪曲。这一理论贡献应深入研究，以免“道貌岸然”者断章取义肆意阉割，引入歧途。
据陶鲁笳等人回忆：
毛泽东对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1951年7月下旬那次讲话，薄一波等人心悦诚服，当晚，薄一波代表华北局去看望正在北京治病的赖若愚，亲切地说，毛主席认为山西省委试办农业合作社的意见是对的，他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赖若愚睁大眼睛问：“真的?毛主席是怎么说的?请告诉我。”薄一波转述了毛主席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赖若愚郑重地点头，说：“毛主席看得比我们远，他看到资本主义就是这样战胜封建主义的。我们也可以这样一步步地战胜资本主义，建立了一个崭新的社会。”薄一波离开后，赖若愚立即打电话给我，那时我还在北京没有回太原。赖若愚在电话中高兴地对我讲：“毛主席肯定山西省委的意见是正确的，不要再检讨了。赶快通知省委准备材料来人。中央已决定9月在京召开全国农业互助合作会议。”
(陶鲁笳2007年7月18日口述)
陶鲁笳电话通知山西省委。次日，山西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王绣锦接到通知后火速赴京面聆赖若愚书记的指示。
王绣锦近年回忆：
赖若愚时已积劳成疾。可惜我国当时还没有先进仪器检查他已患有癌症。一见我来，赖若愚像年轻人一样兴奋地说，你来得好。上次华北局开互助合作会议，认为山西省委决定试办农业合作社错了。最近毛主席肯定了山西省委的看法。这不是哪一级哪一个人的看法对错问题。它关系到中国农村如何发展的大问题，关系到中国农民未来的百年大计。赖书记要我将毛主席的讲话带回太原。同时叫有关单位准备参加9月全国农业互助合作会议材料。我一回去，整个省委大院早就知道了，喜气洋洋。毛主席支持山西创办农业合作社，成为全省最高兴当然也是动力最大的事。 (王绣锦2008年6月 20日口述)
注释：
薄一波的回忆没有注明具体时间。但廖玉、金戈主编的《廖鲁言生平大事年表》，认为是1951年8月。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91页。
思涛(刘澜涛的子女们)据父亲日记著：《刘澜涛生平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63页。
引自化名作者“古马”的网文《毛泽东与刘少奇产生分歧的导火线》。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60～361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62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64页。
王谦和赖若愚的老战友李修仁均有相似忆述。
思涛：《刘澜涛生平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63页，毛泽东主席表达支持山西省委意见后，同去北京医院看望赖若愚的还有刘澜涛。
附文：毛泽东为什么大力提倡农业合作化——陶鲁笳访谈录
作者：马社香 2012年第1期《中共党史研究》
陶鲁笳，1917年2月出生于江苏溧阳，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至1949年在太行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工作。1949年9月任山西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1953年7月至1965年8月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1958年5月，被选为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中央委员。1960年10月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1965年9月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兼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政治部主任。1973年7月，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政委。同年8月当选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改革开放后，任国家发改委顾问、全国政协常委等职。201 1年5月21日病故。
多年来，笔者对陶鲁笳同志进行了长期跟踪访谈。本文内容源自2008年7月19至29日采访陶鲁笳的记录，2009年12月底核证于陶鲁笳和夫人贾于慈同志。现将本文公开发表，以寄托对陶鲁笳同志的追思，同时加深对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的研究。
笔者：岁月如梭。陶老，现在您是毛泽东多次主持合作化书记会的主要见证者。当年毛泽东为什么大力提倡农业合作化?多年来各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陶老：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要了解毛主席当年为什么大力提倡农业合作化，必须注意两点：第一要确实回到当年，主要是1951至1956年，实事求是;第二要尽可能了解毛主席当年在这个举国大计上的远大目光、发展思路和辩证思想方法。我从五个方面对毛主席为什么大力提倡农业合作化予以回顾。
一、避免两极分化和资本主义，强调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
陶老：去年我们已经谈过，山西首批农业合作社的问世，先被华北局和少奇同志质疑批评，后得到毛主席支持的整个过程。这里就不重复了。1951年夏，毛主席为什么支持刚刚萌芽的山西农业合作社?我们就从这里进一步回忆和探讨吧。
当年农业合作化宣讲材料认为，大力提倡农业合作化是毛主席把握了5亿农民发展的方向。这无疑是对的，但还不够深刻。其实毛主席从中央苏区时就深刻认识到，我国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几千年来小农经济不断地复苏、两极分化、破产，周而复始，没有出路。新中国只有扶持农业合作社中的社会主义因素，鼓励农民走集体化道路，才能避免两极分化和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也是毛主席当年支持山西农业合作社的根本出发点。关于这一点，当年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同志1953年9月传达毛主席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讲话，有很精彩的讲解。
毛主席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叫过渡时期。过渡时期做什么事?两件事：工业化、集体化……要把一万万户农户变成集体化是艰巨的。一部分农民怕负担，怕当兵，怕共产。富裕中农搞互助合作是不容易的。中心问题是怕集体化。农民的负担是重的。中国历史上，贞观、开元、康熙、乾隆之治，是无为而治，不能根本的解决问题，过上若干年，农民又要暴动。
在(农业合作化)这个问题的认识上，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很明显的。华北局在这个问题上是犯个[过]原则性错误。七一文章是有错误的。互助合作是生产社会主义因素。
毛主席正是对整个中国历史有深透的了解把握，才紧紧抓住了中国几千年历史的一条主线，小农经济发展必然走向两极分化，最终逼得农民走投无路，起来造反，推翻旧王朝;新王朝生产模式依然如故，周而复始，没有出路。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的统治，都在土地所有制和生产关系方面没有任何改变。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要彻底避免和根除这种现象产生和发展，就要从两极分化的源头——土地所有制及其生产关系着手。我们开展土地改革。将地主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土地所有制，但一家一户个体经济对小农生产模式的依附关系，注定抗击不了频繁的自然灾害，必然会两极分化，永远不可能使广大农民共同富裕起来。
1951年春，长治地委根据比较深入和全面的社会调查，写出《土地改革后农村新的阶级关系及各阶层思想变化情况》报告，内容包括农村新的阶级结构、各阶层土改后的土地变化、各阶层的经济生活状况、各阶层群众对发展生产的看法和要求、群众的要求和反映以及思想意识的变化五个部分。其中对辖区“霞庄、洪井、下村、苏峪、川底5个村卖地情况进行了调查，土改后5个村共有卖地户96户，计：新中农61户，占63.5%;老中农31户，占32.3%;贫农4户(其中有2户系旧富农下降)，占4.2%。共卖出土地284.11亩，其中新中农占65.2%，老中农占31.2%，贫农占3.2%。这说明新中农刚翻身，基础还不牢固，还经不起风吹雨打。有的富裕农民占有的耕地超过本村人均耕地一倍或几倍。有的富裕农民买不到地就放高利贷，公开说：‘人赚钱累死人，钱赚钱发大财。’其年利率高达60%至180%。1951年春，长治地区新富农已占总数的0.8%，中农下降为贫农的占13.7%。”
当时农村两极分化的苗头和趋势比较明显，农民分化速度很快，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山西农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互助组不断发展，提高一步的农业合作社应运而生。农业合作社土地入股，地四劳六，有公积金，走集体化道路的因素，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因素不断增加。毛主席看到了这些，认为共产党不断扶持这些社会主义因素，就可以避免农村的两极分化，并带动城市，过渡到社会主义。
这些年，我经常翻看过去的工作笔记。1953年毛主席在谈到渡时期总路线时特别强调，社会主义因素是可以逐年生长的。关键是不能放任自流，要有目的地引导。对农村互助组也不能放任自流(翻开当年工作笔记记录)。
主席说，我们的路线是确保私有财产还是社会主义?我们是社会主义路线。自愿互助合作，就不是确保私有财产。私人资本家自愿搞国家资本主义，也不是确保私有财产。我们今天的路线就是联共党史第九章到二十二章的路线，故学习这几章有现实意义，当然要联系我们的实际。
我们在农村中，不要搞自流，自流的结果只能剩下资本主义。我们党内是有两条路线的。过去土改时的路线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少数的个别的消灭地主，把地主所有制变为农民所有制。这是革命在全国还没有胜利时的路线。今后的路线是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路线。
毛主席讲的这条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路线，就是过渡时期总路线。这条路线充满着唯物主义辩证法。世上万事万物都不是静止的，新中国成立后，资本主义因素和社会主义因素也不是静止的，如果我们对农村放任自流，不提倡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因素一定会不断发展，因它有自发性。这不是我们嘴上说不搞资本主义就能行的，它要靠执政党的社会主义路线所决定。毛主席一生翻来覆去讲党的路线，他老人家走了这么多年，我才慢慢懂得了。新中国不能搞资本主义，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我党的宗旨、历史、构成所决定的，是我党对人民对无数牺牲烈士的承诺。当然，也是全党和全国政协会议各党派的共识。周总理在谈“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草案的特点”时对此有专门解释。什么是社会主义，党内那时很明确，就是不能搞两极分化和以资本剥削人。这就代表和保护了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相对贫穷的人是绝大多数嘛!
记得毛主席这次讲话后不到一个月，我又被通知到北京。那一年我36岁，已被任命为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到北京参加会议比较多，养成了大小会议必做详细记录的习惯。我的工作笔记上写的是1953年10月17日，华北局召开会议，传达10月2日晚中央政治局关于统购统销的扩大会议情况。在10月2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陈云作主题报告，毛主席发表重要讲话，主要内容在《毛泽东传》和《陈云传》中有所披露。小平同志在那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也作了重要讲话。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勋、高岗、饶漱石都是1952年下半年1953年春，从各中央局调到中央工作的同志。当年所说的“五马到京，一马当先”就是指他们，有人说“一马”指高岗。其实不然。这五个人中唯有邓小平一个人，毛主席要求在10月2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作重要发言，可见，毛主席对邓小平的信任，那个时候就超过了高岗。华北局传达小平同志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讲话，我做过详细记录。
小平同志：主席又谈了农业和手工业改造，又批判四大自由，说，从法律上说土地出租出卖是不犯法的，从工作上思想上应当做到不出租不出卖，什么人要卖地，什么人要出租呢?当然是穷苦人。没有普遍的农业社，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有了农业社，就可以消灭土地自由买卖。将来就叫农业社，不一定要叫集体农场。鳏寡孤老要出租土地，但从工作上思想上也要做到不出租，这就要有更大型的农业社，才能解决。国家不能完全解决贫困户，只有农业社才能解决。贸易自由也要允许些，但从工作上思想上我们要过渡到社会主义，要一步步代替之，水果、肉类、菜蔬等，我们都要干。
借贷自由，农村卖青苗可能有，我们要用预购的方法来消灭之。还有供销社信贷部。自(四)大自由，实际是不自由的。确保四大自由，就是不增加社会主义因素。这就使农村资本主义之尖越冒越高，不可遏止，过渡时期是剧烈的深刻的斗争，粮食问题也是要进行这样的斗争，这个斗争包括对农民自发势力的斗争，这是对农民消除走资本主义因素的斗争，至于对农民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因素，我们是要扶持的。主席要我们在一切工作中注意防止资本主义因素。
小平同志在这次讲话中，将粮食问题上升到路线的高度，讲了“冒尖”问题、粮价问题、相互间关系及共同富裕问题。他当时紧跟毛主席部署，继续说道：
这次粮食会议不只解决了粮食问题，主要解决了路线问题，将小农经济纳入了国家计划之内，即纳入了社会主义道路之内，而不使其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不能太急躁了，要一步步去做，要鼓励农民冒社会主义之尖。要向农民打进社会主义(思想)，苏联农民自己卖(买)汽车，这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所能做到的。要使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互助合作和征购制不行，解决了粮食问题同时解决了社会主义道路问题。
资本主义是大鱼吃小鱼，我们是要贫农一起富裕。故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对中农要斗争其资本主义因素。粮价高是否对所有农户好?肯定只有对余粮户好。最后有的农民要吃亏了，灾民、缺粮户、一部分开始卖一部分粮，随后又买回来的。保护农民利益，提出粮价提高要补助一下，对谁有利?农村中对冒资本主义之尖的要斗争，在粮食价格中，表现社会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因素的斗争。粮价高了，不仅不利于一部分农民，也不利于城市。国家对现在粮价不得不高些，要承认这个现象。我们要在总路线灯塔下行动。农民有冒社会主义之尖的积极性，也有冒资本主义之尖的积极性，我们要鼓励其前者。为了保障国家建设，实行征购制，就可保证物价永远稳定下来。
小平同志当年宣传毛主席关于统购统销与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关系、与稳定物价的关系、与避免两极分化不提倡四大自由的关系，讲得井井有条，清晰透彻。有的地方还有所发挥。记得刚解放不久，全国曾经有四次较大的物价方面风潮，政府依靠全国一盘棋重拳整治取得了胜利。毛主席大力提倡农业合作化，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一直到毛主席去世，全国物价再没有什么大的波动。人民的生活虽然不富裕，刚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家底嘛;但确实比较安定，社会安定，人心安定，没有出现两极分化，这对新中国站住脚跟具有根本意义。
毛主席始终坚持农业合作化，反对两极分化，反对任何损害农业合作化集体化的苗头。记得1962年毛主席在北戴河中央扩大会议上仍然讲：“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都不要，一年多就会出现阶级分化。其中有的还是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贪困农民破产，其中有四属户(指军、烈、工、干四属——笔者注)、五保户，这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基础，是我们的依靠。我们要代表贫下中农，也代表一部分富裕的农民，所以要按劳分配，平均分配的不能太多。”毛主席说话是非常有个性特点的，这里说的一两年就两极分化，不是指具体时间，而是强调时间较短。你送我的《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书里，也讲到毛主席当年这个思考。我在这里作了记号。毛主席在1964年底和1965年初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多次讲过这个思考。这个思考包含着毛主席当年大力提倡农业合作化的根本出发点。
我们中国共产党要坚决反对和不断堵截两极分化的苗头及趋势，才能获得长治久安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毛主席要求我们党，永远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思考和决策问题，人民才会看到了希望和将来，心理比较平衡，社会比较平衡。在毛泽东时代大多数人还是很穷的，社会比较稳定，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比较安全，食品不多，但比较安全，道理就在这里。如果不是这样，农村迅速两极分化后，城市也会两极分化，重新出现地主和资本家是很有可能的，唯利是图污染党内外大环境也是可能的。
毛主席当年大力提倡农业合作化，首先抓住了这个根本点，构筑了整个大战略。
二、提倡农民互助合作积极性与农业社优越性相结合，平原建设与山区建设相结合，全面发展
笔者：毛泽东大力提倡农业合作化，反对两极分化和资本主义，这是与我党当年宗旨相一致的。但如何获得广大农民的真心拥护，将其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相结合，农业合作化体现了哪些特点呢?
陶老：这正是当年农业合作化搞得比较突出的地方。具体回顾，首先是引导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与农业社的优越性相结合，因地制宜，多种经营。早在1951年12月，毛主席批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就明确指出：“要肯定农村个体经济和劳动互助两种积极性”，“同时要反对党内两种不同的错误的倾向。一种是消极的右倾错误思想，一种是急躁的左倾错误思想”。“党中央的方针就是根据可能的条件而稳步前进的方针。党在各种不同地方的农村支部，应该在党中央这种方针的指导下，教育自己的党员积极地分别参加这些不同的农业互助和合作。”
正是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作用，农业合作社本身具有的优越性更加突出。就以我任职的山西为例吧。1951年，长治试办的10个农业合作社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带动了山西全省农业社迅速发展起来。1953年，山西全省共办了2242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农业社粮食种植面积共85.2万余亩，总产量共8759.74万公斤，超过1952年总产量6873.625万公斤的27.6%;1953年每亩平均产量101.5公斤，较1952年每亩增产22公斤，超过当年当地一般常年互助组每亩平均83.5公斤的21%，超过当地一般个体农民每亩平均73公斤的387%。1953年全省农业社的棉田共2.7万亩，总产量共255.6万公斤(籽棉)，超过1952年总产量204.25万公斤的20%;1953年每亩平均产量94.5公斤，较1952年每亩增产19公斤，超过1953年全省每亩平均69.5公斤的35.8%。1953年农业社在发展副业和有条件地区发展林业和牧畜业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全省农业社的副业收入为108亿元，约占总收入的8%左右。1953年营造防风林带4条，约400余亩，成活率达98%以上，畜牧的收入约值18万公斤粮食。农业社不仅多打了粮食，95%以上的社员增加了收入。
当年在全国较大的范围内，农业合作社不仅增加粮食增加收入，同时提倡因地制宜，发展林业、畜牧业。山西平顺的西沟农业合作社，当时便是全国瞩目的这方面典型。西沟是上世纪50年代的“大寨”。李顺达是全国第一届农业劳模。毛主席多次接见他。1950年9月26日是中秋节，中央领导同志和第一届全国劳模一起吃饭。李顺达和工人代表马恒昌坐在毛主席左右。毛主席说：“中国山地很多，南方有井冈山、大别山，山西有太行山、吕梁山，就是到了共产主义也不能不要山区。你们住在山区，要好好建设山区，以后要把山区建设成社会主义新农村。”席间毛主席举起酒杯敬李顺达说：“你住在太行山上，那个地方石厚土薄，你做出了贡献，我敬你一杯。”在全国解放初期，毛主席多次说：山区生产很重要，解放后很贫穷。老区人民可能有些怨言。组织老区访问团到北京观礼，这是政治上的鼓励，同时还必须从经济上解决问题。毛主席一直把山区建设看得和平原一样重要。李顺达深受鼓舞，决心带这个头。利用山区资源，农林牧全面发展。1954年，李顺达农业生产合作社还将社名改为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他们“敢冒社会主义之尖”，对全国影响很大。不要忘记，是毛主席第一个在全国提出发展山区生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
西沟过去是一个不见绿色只见石头的穷山沟，合作化时期农林牧全面发展很不错，集体在山上大面积种树、大批养羊，山西那时是用羊粪施肥的，种中药材，社员都比较富裕，山林生态良性循环。从第一届到现在都是全国人大代表的申纪兰，就是从西沟那个山沟沟里出来的。
农业合作化时期，毛主席重视西沟，已考虑到山区建设要与平原同步发展，强调要向农业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毛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编者按”中，多次提到“向农业生产的深度广度进军”问题。只有搞农业合作化，农业生产的规模大了，才能有条件向农业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因为农业社是集体经济，按劳分配比较公平长远，才能吸收知识青年来到农村广阔天地，就地取材，良性循环，以新知识向农业的深度和广度发展，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渐渐各地都会出现农村小化肥、小机械、小药厂……这可以吸收多少人才啊!包括农村和城市青年的就业问题，高层次人才的研究岗位等等。农业生产向深度和广度发展，搞集体经济嘛，就容易就地开发，开发为人民所用，为人民服务，人人都会有责任和义务保护资源，培养人才，自主创新，人人都是集体经济的主人嘛，可以焕发多少创造力啊!农业合作化时期有不少这样的事例。内外结合，远近结合，山区建设与平原建设、农村建设与城市建设形成一盘棋，那是一种比较新型的健康的长远的发展模式、以内需为主要对象的发展模式、国外任何力量都不能要挟控制的发展模式。毛主席是个大战略家，当年想得很远布局很远，当然不可能短期速见成效。但在比较先进的农业社，当时已开始搞科学种田，多种经营，提高了收入，培养了一批青年人。
毛主席强调山区建设和平原同样重要，还有一个深远考虑，那时候新中国要随时防备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要考虑反侵略的战略纵深和战争腹地，不能别国向沿海平原一轰炸，就没有还手之力了，那样容易造成战略妥协的被动局面。
三、引导农业合作化与农业水利化相结合，推动“支部建在村上”
笔者：陶老，毛主席当年推行农业合作化，特别注重引导农业合作化与农业水利化相结合，相互促进，您怎么看这一点?
陶老：毛主席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在农业合作化和水利化结合方面，毛主席想得又远又具体。毛主席曾经多次与黄河水利委员会、长江水利委员会同志长谈，党内作过传达，林一山在书记会和水利会上作过报告。1953年2月毛主席乘坐长江舰视察，从汉口到南京，在长江舰上和林一山深谈过几次。
毛主席说：解放前中国只有几座水库，要发展农业，必须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发展水利，要将农民组织起来搞合作化，农业合作化和农业水利化，就像长江的流水后浪推前浪!他又说：中国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农业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水利又是农业的基础和命脉，只有水利搞好了，农业才能长期发展，农业发展了才能更好地支援工业。
当年毛主席这些讲话党内传达过多次，很亲切，鼓舞人心，充满着历史的辩证法。新中国成立初期，毛主席沿着长江视察，到黄河边视察，非常注意将大江大河的治理和农田水利结合起来。在农业合作化时期，每年召开全国水利会议，都要求各省第一把手参加，多方面结合讨论创造条件兴修水利，加强农田水利建设。记得毛主席在讨论“全国农业发展四十条纲要”时，曾到全国许多地方和基层搞调查。
1956年1月9日他给周总理写过一封信，专门说到这个问题：“兴修水利，保持水土。一切大型水利工程，由国家负责兴修，治理为害严重的河流。一切小型水利工程，例如打井、开渠、挖塘、筑坝和各种水土保持工作，均由农业生产合作社有计划地大量地负责兴修，必要的时候由国家予以协助……”毛主席这段话可以说是整个毛泽东时代兴修水利的基本原则。那时我奉命参加《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整理工作，“纲要”从初稿的十七条扩充到四十条。毛主席反复给我们强调兴修水利的基本原则。这个基本原则是那个时代我国水利事业的基本方针。农业水利化离不开农业合作化，农业合作化又推动了农田水利化。正如毛主席所说：“依靠合作化开展大规模的水土保持工作是完全可能的。”那时全国有不少的农业社就是由于联合打机井，从互助组联合成初级社的。在山西，在全国这样的事例很多。我一闭着眼睛，当年农业社打井、开渠、挖塘、筑坝和各种水土保持工作，甚至自力更生修水库，都浮现到眼前。那时候，不论是国家、省、县哪一级修水利工程，广大社员“打起背包就出发”出义务工，多少无私贡献啊!
当年社员们改天换地的精神和贡献，历史应永远铭记。李顺达所在的金星农林牧合作社从建社到1955年夏，全社共修筑拦洪土坝70余座，70%的拦洪坝经受了洪水考验。1955年秋后，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转为高级社，并于1957年贯彻执行《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掀起了筑坝造地高潮，“苦战一冬春，建设拦洪坝220座，造地200亩”，当年抵御了该沟洪水，保证了农林牧各业丰收。1958年，西沟不要国家投资一分钱，自力更生在百里滩兴建了西沟水库，听说一直到80年代，西沟水库都起作用。像这样的事例全国各地都有。
毛主席当年强调农业合作化与水利化相结合，山区发展与平原发展相结合，在主观和客观上都促使党组织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健全，战斗力普遍增强，全面巩固了我党在全国的领导地位。我经常回顾和思考，毛主席是以“支部建在连上”缔造了一支红色军队;在某种意义上，又依靠我党农村党支部工厂部队基层党支部，“支部建在村上”、“建在厂矿”，建设了一个新中国。“支部建在连上”，是井冈山的创造;“支部建在村上”，是提倡和推进农业合作化的保障。当年农业合作化运动，健全了农村基层党支部，提倡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理想教育，发展了不少农民好党员，这些党员一心扑在集体经济上，他们的行动和党的宗旨、共富政策是一致的，他们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中起的作用是深远的。
现在回想起来，农民和战士有很多不同，教育农民和教育战士应该有很多不同，农村和军队也有很多不同，当时各级干部对这一点认识不够。这样就带来了毛主席当年批评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及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各级干部没有认识到各地农业合作社发展的不平衡而盲目统一部署。我们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后期和人民公社时期反复出现过急过快、一刀切、社内管理跟不上等问题，都是应该深刻总结的教训。
但总的说，农业合作化初步改变了自古以来我国小农经济的封闭性狭隘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国农民乃至全国各业一盘散沙的历史状况，对推进三大改造，建立巩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作用是巨大的关键性的;对加强全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作用是巨大的深远的。
四、推动农业合作化与社会主义工业化相结合，促进“两条腿走路”
笔者：毛泽东当年大力推行农业合作化，在战略思想上是如何把握或推动农业合作化和工业化的关系呢?
陶老：关于农业合作化和工业化的关系，1953年薄一波在宣讲过渡时期总路线时，传达过毛主席这个战略思考，言简意赅。毛主席说：
过渡时期做什么事?两件事：工业化、集体化。什么叫工业化，就是说工业的比重要大于农业。现在中国工业的比重是很可怜的。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汽车都不能造。(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上讲，近代工业占10%左右，去年国家统计局(统计已)占28%。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是43%，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是70%，我们要工业化，必须在50%以上至70%。而要工业化，没有重工业是不行的。重心是重工业，但不能放松轻工业。没有重工业，没有工业化，就没有国家的真正独立。到国家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头一二年，要开始出拖拉机，年产一万五千辆。
毛主席在1953年6月政治局会议上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中工作的中心。通过农业合作化，逐步建立农业中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限制和消灭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在这个基础上增加农业生产，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只有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才能巩固工农联盟。农业支援工业，促进工业化;工业支援农业，帮助农业合作化。这就是过渡时期工农联盟新的经济基础。手工业的情况也是这样。到了1955年，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离不开农业合作化的思想更加明确丰富。毛主席在《农业合作化报告》第七部分中专门谈到这个问题：
这些同志不知道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进行的。什么原因呢?
首先，大家知道，我国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生产水平，现在是很低的，而国家对于这些物资的需要却是一年一年地增大，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农业就不可能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
其次，我们的一些同志也没有把这样两件事联系起来想一想，即：社会主义工业化一个最重要的部门——重工业，它的拖拉机生产、它的其他农业机器的生产、它的化肥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现代运输工具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煤油和电力的生产等等，所有这些，只有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社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由此可见，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
其次，我们的一些同志也没有把这样两件事情联系起来想一想，即：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这除了直接的农业税以外，就是发展为农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资料的轻工业生产，拿这些东西去同农民的商品粮食和轻工业原料相交换，既满足了农民和国家两方面的物资需要，又为国家积累了资金。而轻工业的大规模的发展不但需要重工业的发展，也需要农业的发展。因为大规模的轻工业的发展，不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所能实现的，有待于大规模的农业，而在我国就是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农业。因为只有这种农业，才能够使农民有比较现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购买力。
毛主席当年讲得深刻全面，具有前瞻性。他强调了我国不能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以农业资本主义化实现大农业，我们和资本主义国家自然条件有很大的不同。美国及西方国家的人均可耕地、人均水资源都比我们大得多。根据我们国情，只有通过农业合作化实现集体农业，促进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不是仅仅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而是根据我国国情的客观和长远的分析。只有实现农业合作化，我国农业和重工业、轻工业之间才会产生良性的商品交换、资金积累以及产生源源不断的内需购买力，形成一个工农业良性循环，工农联盟不断加强。农业合作化使一切发展都建立在集体所有制农业发展的基础上，集体所有制农业发展了，必然促进社会主义公有制大工业和集体所有制工商业、手工业发展，构筑我国国民经济向维护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方向发展，促使私营企业、个体农民渐渐“和平”地退出了历史舞台。“一五”期间，我们大型主干工厂纷纷建立，三大改造顺利完成，工农联盟进一步巩固，都证实了农业合作化可以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制度建立。
1958年毛主席在《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中，结合苏联的教训，对我国合作化后农业与重工业的关系又作了新的探索。毛主席说：
他们(指苏联——笔者注)的计划反映客观规律的要求，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这个问题值得研究。如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关系，农业问题，未完全反映。他就吃了这个亏。为什么他们不两条腿走路?为什么他们的工农业关系、轻重工业关系一直没有处理好?他们对发展重工业过分强调，对发展轻工业和农业一向不重视，直到现在，他们的商品供应还很紧张，使人民不能从建设中看到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的结合。这是一条腿走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手扶拐杖，比较偏颇。重工业内部的关系，他们说钢是基础，机器是心脏，煤是粮食，把这些平列起来，没有找到矛盾的主要方面，没有群众，没有政治，只讲技术，只要专，又是一条腿。我们现在的提法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以及其他几个同时并举，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我们又提出，工业内部，以钢为纲，农业内部，以粮为纲;其他按比例发展。
农业合作化是我国社会主义万丈高楼的基础。毛主席曾有一个很有名的比喻，我们国民经济有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基础工业是一个拳头，国防工业是一个拳头，农业是屁股。讲得非常形象和深刻。这个通俗形象的比喻，对农业合作化、社会主义工业化、工农业相互关系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一个提纲挈领的高度概括。值得我们永远牢记和深思。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屁股坐不稳了，拳头就没有力气了，甚至捏不起来。是不是这个道理?
我再讲一件亲身经历的事情。1955年7月26日农业合作化会议前夕，毛主席点名要我到中南海游泳池谈话。在了解山西新情况后，毛主席问：“你考虑过没有，苏联在搞集体农庄前，不少地方已初步实现了农业机械化，水平比我们现在还要高。但苏联农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集体农庄不断减产死牛，直到现在还没有达到十月革命前最高水平。什么原因?”我想了想说：“苏联共产党没有像我党那样始终重视农业重视农村，了解农村，我们大多数领导干部是从农村根据地走出来的，比较了解农民。我们的农业社和苏联集体农庄也不同，我们是经过互助组一步步发展起来的。”毛泽东几分赞赏地望了我一眼，说：“哦，你说对了一点。要记住，我们和苏联一样，受帝国主义封锁，要搞社会主义，只有搞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不跟在资本主义后面一步步爬行。苏联工业基础比我们强，工业人口比例比我们大，这是优势，如果只注意优势不提高劣势，就不能两条腿走路，苏联农业可能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这是一个极为深刻的教训。新中国要不受帝国主义欺侮，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必须两条腿走路。农业跟上来，靠一家几亩田不行，要靠合作化大农业，才能有社会主义大工业，有民族重工业。农业合作化就是为这个打基础，新中国工农业要均衡发展，两条腿走路，才能避免苏联农业今天的困难。要做到这一点，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和可靠的干部队伍是至关重要的。”毛主席那天和我谈了很多，主要思想就是这些，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毛主席早在合作化时期就高度注意吸取苏联的教训。
笔者：毛泽东一生多次说过“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和可靠的干部队伍是至关重要的”。在延安整风时，他强调过;1955年面临农业合作化高潮，他再次重申;1965年他重上井冈山，老人家也意味深长地讲到这句话。为什么?
陶老：依我理解，在毛主席思考的新中国整体战略中，我党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是“纲”是“头”，是洞察统领一切的。高层、基层干部队伍是两只“胳膊”，或者整个干部队伍和优秀科技专家是两只胳膊，合作化农业是屁股，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是两个拳头，工农业均衡发展是两条腿走路。我国于此雄姿勃勃站立起来，向着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强国目标大踏步向前。这是一幅何等宏伟壮观的中华民族崛起图!也是毛主席希望构筑的的农业合作化工农业一体化的整体战略，是新中国应对美国当年包围圈“能战然后能和”的长期战略。
五、把握农业合作化与改善地缘政治环境有机结合，不断扩展两岸统一的战略空间
笔者：陶老，现在不少人认为农业合作化仅仅是当年我党在国内的一种布局。实际上在毛泽东在战略思考中，农业合作化不仅是新中国工业化的基础和动力，而且是反对美国战略包围圈的关键之举，是这样吗?
陶老：是的，国家的独立需要这样。那时不这样，新中国对外就要不断妥协，一妥协就会损害人民利益、国家利益，一遇大事国内外两边会全靠不上，共产党就有下台的危险。搞不好，国家还会分裂。毛主席当年看得非常深远!今天，我们不能脱离历史背景、脱离当时的地缘政治环境孤立地看待农业合作化这个举国大计。毛主席大力提倡农业合作化之时，正值抗美援朝战争在进行之中。1950年6月朝鲜战争打响，美国第七舰队即进驻台湾，公然侵略我国领土。台湾是中国领土，解放台湾是《共同纲领》第二条要求中央人民政府必须完成的全国统一神圣使命。9月，美军在仁川登陆，一直打到鸭绿江边。10月志愿军入朝，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为混淆视听，美国迅速向联合国大会提出“中国侵略朝鲜案”。1950年11月底，美国代表(即奥斯汀——笔者注)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诽谤性的“中国侵略朝鲜案”，美国联合40多个国家提议对新中国全面禁运和经济制裁，这个提议竟被通过了。中国在整个国民党统治时期是一个粮食进口国，严重缺粮立即呈现出来。地缘环境日益险恶异常。现在有人说毛主席1951年初没有接受第三方提出的和谈建议，要不早就进联合国了。美国刚刚策动联合国对我扣上“侵略朝鲜”的帽子，不在战场上给美国以沉痛教训，美国会真心和我们谈判?这些人的看法太轻视美国“战争与政治”两手的超能力了。美国那时“同意谈判”是烟幕弹，眼晴盯上台湾，要挟新中国拱手相让，不提“解放台湾”，然后再一步步分裂你。我方如果那样进联合国，台湾仍是常任理事国，我方是会员国，那就不是毛主席、不是新中国了。这段历史的真相，不能被曲解。
抗美援朝初期，毛主席、党中央两次颁发文件“全国进行抗美援朝爱国主义教育”，提出认识美国帝国主义本质的宣传八条：“(1)美国公然侵略我国的台湾省。(2)美国公然轰炸扫射我东北同胞。(3)美国不顾我国警告，公然扩大侵略朝鲜，向中朝边境进攻。(4)美国公然继续援助蒋介石匪帮。(5)美国不让我国参加联合国(和安理会及盟国对日委员会)等。(6)美国扶植并武装日本反动派，积极准备对日单独媾和。(7)美国领导帝国主义各国，在外交上与军事上共同压迫和包围我国。(8)美国在我国内部进行各种特务破坏活动。”党和国家领导人带头签名支持和平宣言和爱国公约。1951年春，李顺达互助组向全国发起了多打粮食，支持抗美援朝的倡议书。全国各地响应书像雪片一样，掀起签订爱国公约、反对美国侵略我国台湾、支持抗美援朝的高潮。在这个高潮中，1951年7月、10月毛主席党中央相继对山西和东北农业合作社予以大力支持。全国各地互助组合并组建农业合作社很快便有一大批。农业合作社成为爱国增产的领头雁。正是有广大农民及各行各业的爱国增产做后盾，我党我军才挺住抗美援朝最艰难时刻，成功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我1952年的会议记录，很能说明问题。1952年12月21日，薄一波在华北局传达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
“增产节约，抗美援朝是总的方针”。毛主席(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战争必须打成，物价必须稳定，工业投资不许降低。怎么样?克服浪费，节约增产。文章的中心增产节约——解决200亿斤小米。
中央局和省委、市委要明确转到工业上去，地委、县委仍以领导农业为重点。农基十项建设，提高亩产量，在深耕细作的基础上，扩大再生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土地入股、耕牛劳力入股，建立在私有基础上，华北过去采取谨慎态度，不要过早否定私有财产。华北局过去在肯定这个形式，贷款扶持上也是不够的，毛主席指示我们要热情对待，并指明是过渡到集体农场的过渡形式。华北局过去认为不能由此过渡是不对的，过去认为没有机器就不能过渡，是不对的，游击司令可以过渡到正规司令。
毛主席寄希望于农业合作化支持工业化，农民多生产粮食，工人多生产物资，加强我军克敌制胜的底气，赢得战争，赢得地缘政治环境的和平、正义。同时赢得解放台湾(不论和平或战争手段)的战略空间，最终完成统一祖国大业。当时大会小会特别强调毛主席在修改中央一个文件时，看见原稿有一句话，“我们国家的独立和统一已经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主席说，“这句话不对，一是台湾及其诸多岛屿没有统一，二是工业化我们还没有做，这样写好像我们以后只剩下巩固了”。
台湾问题始终是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毛主席强调的一件大事。记得1955年5月17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十五省市书记会议上特别强调了这一点。他要求我们综合地辩证地看海内外形势，看合作化运动中的乱子，看下达的指标任务。全局性看合作化和统购统销。说什么叫全局性，就是将大陆和台湾联系起来全面思考问题，把眼前的工作和长远的战略目标联系起来考虑问题。在那次会上，毛主席讲到我们搞农业合作化，统购统销，说到底，都是粮食工作嘛。“粮食工作有五利：一利缺粮户，二利市民，三利灾民，四利城工(城市工人)，五利打台湾。”将农业合作化、粮食工作直接与台湾问题联系起来。我在记录本上特别做了标记。
朝鲜停战协议签订后，我国国际地位得到空前提高，1954年春被邀请参加日内瓦会议。为了阻止我国乘势解放台湾，美国与蒋介石集团于1954年12月在华盛顿签订《共同防御协定》，公然干涉中国统一。在此之前，美国已与我国周边不少国家先后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
笔者：1951年9月8日《美日安全条约》签订;1951年8月30日，《美国、菲律宾联防条约》签订;1951年9月1日，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太平洋安全保障条约》签订;1953年10月1日，《美韩共同防御条约》签订;1954年5月19日，《美国、巴基斯坦共同防御条约》签订。1954年9月6-8日，美、英、法、澳大利亚、菲律宾、新西兰、泰国、巴基斯坦等八国《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签订，基本完成了以美国为核心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C型包围圈。
陶老：美国对新中国的包围圈是一个岛链套一个岛链。强敌压境，我们当时要维护主权，就必须坚决整合国力从农业基础开始搞合作化，否则只能委曲求全，唯命是从。新中国那时很穷啊，拿什么和强敌抗争?现在不少人说当年农业合作化搞早了搞快了，那是忽略了这一段大背景。毛主席、党中央原计划新中国成立15年后再过渡到社会主义。不行啊，国际环境不给你15年和平发展时间。别人掐着你、压着你、不承认你，你新中国成立不到一年，别国飞机就飞到你家门口、家里面狂轰滥炸，别国军队就进驻你的领土台湾，不让你统一全国，处处封锁你包围你，还把我一万多志愿军战俘强迫送到台湾，掀起了一个反华反共浪潮。1954年底美蒋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和主权，1955年4月台湾对我出席万隆会议代表团制造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惨案，5月频繁空袭福建机场……美国扶植日本，利用台湾问题，对新中国的包围圈越来越紧，花样越来越多。敌变我变嘛。新中国当年要不想做“乖乖儿”、“附庸”，就要坚决靠自己。当年一穷二白，怎么靠?只有在先进的生产关系、先进文化上做文章，搞创新，“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嘛。毛主席、党中央一方面在国内采取加快农业合作化进程，坚决反对农业社“下马”;加速“三大改造”，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制度、新型的党群关系、人际关系，加强“五利打台湾”的综合国力。言打必打，“上兵伐谋”;言打非打，旨在“不战而屈人之兵”。新中国成立初期周边环境一直很紧张，农业合作化客观上不得不大力推进，不断加快。另一方面，在国际舞台上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实事求是地宣讲新中国工业农业战线的伟大成就，指责美国在中国领土台湾地区制造紧张气氛的行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1955年4月19日周总理在万隆会议上说：“五年以来，我们恢复了遭受长期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并且从1953年起开始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由于这些努力，我们在各个主要生产部门，例如钢铁、棉花、粮食的生产量，都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水平。”同时深刻指出：“对于美国一手造成的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我们很可以提出如同苏联所提出的召开国际会议谋求解决的议案，请求会议加以讨论。中国人民解决自己领土台湾和沿海岛屿的要求是正义的，这完全是内政和行使自己的主权，并得到许多国家的支持。”
这个讲话稿是毛主席最后改定的，大张国威，影响深远。我国地缘环境渐渐大有改善，美国企图分裂我国，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阴谋计划不断落空。由于坐稳了农业合作化这个“屁股”，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两拳”“两腿”相互配合，迅速构筑了我国独立自主的现代工业基础，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相继发射成功。不断扩充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战略空间。我们的朋友遍天下。1971年10月在联合国二十六大上，以2/3以上压倒多数赞成票，新中国终于取代蒋介石集团，成为联合国常任安全理事国，向着统一祖国伟大目标前进了一大步。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
远谋自有深韬略，农业合作化是毛主席党中央构筑的一盘大棋、好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