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15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15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增长速度为7%，创下了6年新低。4月17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的座谈会上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商业银行贷款利率普遍在6%以上。可多方面调查的数据表明，企业利润目前平均只有5%，扣除财务费用之后不就成负增长的了吗?”“实体经济垮了，金融怎么支撑?”两天后，央行就宣布了“史上最强”降准，释放约1.2万亿流动性。

　　毫无疑问，中国经济出现了大问题。而且，了解中国经济实情的人都知道：这不是新问题，中国经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这样，所谓经济增长其实都是依靠炒作资产泡沫来支撑的。

　　最近，经济“新常态”成为中国社会流行新名词。现在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们都把今天这种经济低增长当作一种常态，称之为是正常、合理的“好现象”。政府一方面不惜一切代价地以各种方式全力刺激经济增长，一方面又给民众猛打心理预防针，强调经济低增长是健康、正常的“新常态”。而媒体、经济学家、专业撰稿者们则一方面论证中国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方面又在变着法儿吹捧中国经济的“成功”，述说着“中国模式”的成功，宣传着中国成为世界经济领袖的种种美妙。

　　而其实，这种经济“新常态”只是一种“变态”而已。统治精英们明显在以畸为美，故意把畸形当作常态来自欺欺人。谁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那种低增长就是健康的?经济危机正发生在他们这些国家之中。这些国家在各个方面都在退步：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失业率高达25%，社会动荡，增长低迷，国家财政艰难，几乎面临破产局面。为什么中国政府高薪聘任的专家们偏要说他们的增长方式，以及他们的那种较低经济增长速度才是正常的，而我们自己无论怎样都是不正常的呢?

　　现在的中国，尽管有36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至今显得似乎已经比较有钱、富裕。但很明显，富裕的仍然只是少数人。全国13亿人民百姓中的绝大部分仍处于不富裕的状态之中，他们迫切需要解决住房、工作、结婚、教育、养老、医疗等等几乎所有的问题，人民都在不顾一切地要谋生、赚钱和改善生活，怎么就说经济低增长而不是高增长才是正常的?

　　很明显，低增长的经济“新常态”绝非什么好现象，而是进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而无法自拔的表现。之所以称为“常态”，只是因为与中国以往的增长速度不同，而与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现实中的中国经济显然已经完成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成长阶段，而进入到了矛盾和弊端重重的帝国主义“饱和”阶段。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就是进入到这一阶段的结果和表现。

　　历史上，在经济低增长的这种“常态”下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几乎没有一个发达和富裕起来的。相对富裕、具有独特优势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等等，都是在经济高速发展下成为高收入国家的。而一旦其经济增长速度降下来，也就是说，在企业平均利润率低到不能再低的状态时，经济增长就难以再提升起来，也无法再向前进步。而且，即便是富裕国家，现在也普遍陷于经济低迷之中，面临“高收入陷阱”。中国和这些国家拥有一样的生产方式，有着相同的弊端和问题，中国凭啥就能一枝独秀，破例成长为所谓富裕的发达国家?显然，即便有庞大的国有资产和强大的党的领导，在这种低经济增长的“新常态”面前，也是无能为力、一筹莫展、毫无办法的。

　　根本的问题并不在于经济的低增长，而在于经济低增长现象背后所隐藏着的问题。经济低增长的这种所谓“新常态”，在本质上是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上黔驴技穷的表现。事实上，凡是经济发展到这种“饱和”阶段，进入“新常态”之后，在经济低增长面前都是毫无办法的。一个国家一旦出现这种“经济新常态”，在确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变的前提下，除了技术创新和对外扩张以外，其可能采取的经济措施只有两种，第一是风险较大，以炒作资产泡沫的方式强力刺激经济增长。但随着资产泡沫的必然破裂，经济也可能会爆发较严重的经济危机，增大“硬着陆”的可能。第二种是比较稳妥的，就是不要刺激经济增长，而是任由经济萧条，让经济软着路，通过慢慢的降低财政支出、减少工人工资、降低商品库存，或通过技术创新、新市场或资源的开发等等的方式来实现稳健的经济增长。第二方式的本质就是任由经济危机发生，前提是老百姓不要造反，从而维持社会稳定。第一种方式的本质就是通过制造资产泡沫的方式暂时应付经济危机。

　　显然，当前中国在采用第一种方式来应对经济危机问题的同时，也在致力于对外扩张。只不过对外扩张的方式不是传统帝国主义国家的那种武力殖民掠夺，而是以“一带一路”为导向下的对外友好投资。当然，中国政府还在以所谓政治经济改革的方式来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毫无疑问，在目前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已经处于“饱和”阶段的前提下，这一切都是杯水车薪的，远远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贷款利率6%，而企业平均利润率却只有5%的客观现实证明了这一切。已经有经济学家在论证以往在中国屡试不爽的财政投资政策在现在的经济“新常态”下已经不再那么有效了。

　　毫无疑问，在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处于“饱和”阶段的经济“新常态”之下，中国几乎不可能再取得任何明显的发展和进步。中国经济能够不出问题、不倒退、不爆发经济危机就已经很不错，在不改变社会制度的前提下，根本不可能再去奢求让人民普遍富裕起来的梦想。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不改变目前中国的这种资本雇佣劳动的社会生产方式，中国最终的结果就只能有一种，就是经济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在危机不断的这种经济“新常态”下，中国只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中国人民永远是世界二等公民。

　　有人说(国务院参事林毅夫)，中国现在还有一定的“后发优势”，依靠投资拉动的方式，经济还可以实现7%(原来说是8%)的增长速度，直到2020年中国就可以成为高收入国家。这显然是对中国严重的经济问题、资产泡沫必然破灭的事实熟视无睹的结果。问题是中国依靠财政投资吹起的资产泡沫还可以持续多久?最终会不会破裂?如果这庞大的资产泡沫破裂，中国还能是一个发达国家么?贷款利率6%，企业利润率平均5%，这种客观现实下的经济增长是可以持续的吗?这是一种怎样的“后发优势”的表现?

　　还有人(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说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唯一问题是贫富差距，只要加大职业教育投资，就可以让中国经济更平等，从而进入发达国家之中。这种说法显然也是形同儿戏，非常的幼稚可笑。如果仅凭加大职业教育资金的投入就可以解决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问题，那美国这个世界第一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早就不应该是世界最大的贫富差距国家之一了。

　　其实，出现这种经济低增长的“新常态”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本雇佣劳动的生产方式不合理。这种不合理就表现为“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现象上，这是很明显、简单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中国作为一个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还能承担一点点的责任，还能为党和国家、人民多考虑一点，就应该适时改变社会的生产方式，变资本雇佣劳动的社会生产方式，为劳动者平等合作的生产方式，从而在企业内部消除工资与利润的矛盾，在社会上消除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分别，从而才能化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那种“生产相对过剩”的问题，解决人民仍然贫穷失业社会却经济增长困难的矛盾现象。也就是说，只有以社会主义逐渐取代资本主义，人类社会才能摆脱资本主义社会那贫穷与失业、经济危机、阶级分化与斗争、政治和社会动荡的弊端与问题。

　　中国一些政府官员、所谓专家、学者都满足于这种经济“新常态”，并要求全体中国人民也要接受这种状态，这是非常的莫名其妙。由精英们主导下的中国，一方面不肯放弃导致低增长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又对由此产生的问题束手无策，所谓的“新常态”的词语和概念来蒙蔽和欺骗中国人民。观察者网等有中国背景的媒体、专家、学者们明显都在积极配合着政府的这种政策，不但不去反思和研究中国经济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和解决办法，却似乎只是在极力地去帮助政府掩饰问题、安抚民众、美化错误的经济改革政策和畸形成果，鼓动中国政府在错误的经济发展道路上继续走下去。那些掌权的官员、经济学家、国务院参事、国家发展研究院长等人，明显都在回避经济“新常态”背后的根本问题。无论他们的观点和主张怎样，互相之间有什么争论，他们都不肯涉及中国经济问题的这种实质和根本：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产相对过剩问题。

　　显然，还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的座谈会上明确揭示了中国经济问题的严重性。贷款利率6%，“企业利润目前平均只有5%，扣除财务费用之后不就成负增长的了吗?”“实体经济垮了，金融怎么支撑?”现实中国的这一问题说明了什么央行宣布“史上最强”的降准，释放约1.2万亿流动性，可以有效这种解决问题吗?这是所有人们都关心的问题。

　　首先，贷款利率是由什么决定的?在以市场化为目标进行经济改革的今天，我们以西方经济学的标准进行解答。很明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银行贷款利率是由市场平均资本利率决定的。市场经济下，趋利性是银行贷款的基本原则和目标。而市场平均资本利率又是由虚拟经济的利润率和实体经济的利润率共同决定的。显然，中国之所以出现贷款利率6%大于实体经济利润率5%的现象，无疑是虚拟经济利润率大于6%的客观实情决定和产生的。人们把资金投入到房地产、股票市场等虚拟经济中可以获得较大的回报，那么银行的贷款利率必然会大于实体经济利润率的。

　　毫无疑问，在当前中国，在股票市场毫无理性地扶摇直上、房地产市场行情也方兴未艾的情况下，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以“降准”、“降息”等手段来降低贷款利率的做法明显有点愚蠢。只要虚拟经济的资本利润率高于实体经济的资本利润率，那么无论怎样向市场注入资金、扩大流动性对于降低贷款利率来说都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在西方，“降准”、“降息”等只是一种临时性的缓解市场资金紧张问题的手段和方式而已，而中国却拿来用以解决贷款利率高于企业利润率的问题。不知这是咋回事，病急乱投医?

　　通过“降准”、“降息”等方式向市场释放出的流动性会首先提供给银行等给虚拟经济体，而不是实体经济体。而虚拟经济体为了获得更高的资本利润率，会把获得的流动性投入到利率更高的虚拟市场中去，对实体经济起到的支持和鼓励作用几乎是微乎其微的。毫无疑问，这只会让市场又炒作、形成了一个更大规模的泡沫，进一步提升了虚拟经济体的资本利润率。这虽然表面上刺激了经济增长，但只是刺激了虚拟经济的增长。最终这只会提高而不是降低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从而损害到实体经济。这是种恶性循环而不是良性循环，这种应对危机和问题的方式和手段是愚蠢、错误的。

　　事实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想让贷款利率低于实体经济利润率，必须破除一切虚拟经济的泡沫才行。问题并不在于贷款利率高于实体经济的利润率，而在于虚拟经济的资本利润率高于实体经济的资本利润率。只有破除虚拟经济的资产泡沫，让虚拟经济的资本利润率低于实体经济的资本利润率，从而促使资本投资者把资本投入到实体经济中来，才能让实体经济的资本利润率逐步提高起来，形成良性循环，才能让实体经济逐步健康成长起来。显然，现在的中国政府，既不敢去刺破虚拟经济的泡沫，也对发展实体经济束手无策。

　　现在的国家和央行显然毫无办法，只能反其道而行，不是破除资产泡沫，而是以实体经济低靡为由，制造更大的虚拟经济泡沫。中国现在的经济政策，实质是在炒作一个更大规模的泡沫。无论从股票市场上那毫无理性、莫名其妙的大幅度暴涨，还是政府那大规模的基础建设投资、房地产财政政策，再加上“史上最强”的降准，或者接下来可能的“降息”，都在告诉我们，政府似乎想要以制造更大泡沫的方式，来应对眼前的经济困难和危机。

　　这种经济政策上的鼠目寸光，有时并非是因为愚蠢，而是因为一定程度上的别无选择，或者有一定的利益和目标。中国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决定一切的是资本的利润。因此，人民的富裕、国家的富强、中国的崛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并非是世界资产阶级的利益目标。世界资产阶级的利益目标在于人民的普遍贫穷、低人权、低福利的社会，在于小政府、大社会，以及资本可以决定一切的自由民主的国家制度。因此，让中国爆发一次大的经济危机，这是有利于国际资产阶级利益的事情。在当今世界，让中国爆发严重经济危机，可说是世界资产阶级势力的最大目标。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庞大国有资产和强大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只有通过制造史无前例的泡沫经济的方式，才能摧毁中国经济，消灭中国那庞大的国有资产，并最终以史无前例的社会危机的方式让共产党的领导垮台，从而才能实现国际大资产阶级对于中国的战略目标。中国经济政策上的这种表面愚蠢的鼠目寸光，是不是在配合国际大资本家阶级的这一战略目标，那是需要进一步推敲的，也是值得警惕的。

　　中国经济5%的企业平均利润率说明一个事实，就是中国经济的确已经到了低增长的新常态。这的确是一种“常态”，是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趋于“饱和”的一种表现和结果。也就是说，这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标志。在这一阶段上，资本利润率已经下降到不能再下降的地步，接下来要么是经济危机，要么是对外扩张。在世界经济低迷，中国庞大的出口经济受到限制，而世界各种资源基本都掌控在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手中的前提下，中国其实除了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外，自身已无路可走，顶多是通过炒作更大的资产泡沫，并以最终卖尽国有资产为代价的方式延缓一下危机到来的时间而已。

　　但是，危机其实也是可控的。中国在拥有庞大国有资产，并由共产党为领导的条件下，严重的经济危机也很有可能促成中国再一次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因此，在世界资产阶级看来，最佳的应对中国的战略就是帮助中国制造更庞大的资产泡沫。小的经济危机不足以摧毁中国，只有足够大的经济危机，以不可逆转的排山倒海之势才能摧毁中国的庞大国有资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政治改革需要一个“转型”的方式和台阶，不可逆转的经济危机就是最好的方式和台阶。毫无疑问，这是当前中国股市毫无理性长时间暴涨的唯一合理解释。

　　对于中国经济来说，除了继续制造资产泡沫外，其实也已经别无选择，贷款利率6%而企业平均利润率才5%的现实就是一个中国经济即将崩溃的标志，只有通过继续制造泡沫经济的方式，才能延缓一下崩溃到来的时间而已。对于实体经济的低迷，政府其实没有任何办法改变这一事实。在技术创新非常艰难，对外经济扩张又受到限制的前提下，要想长远地解决问题，大幅度、真正地提高企业的利润率，只有两条路：要么是制造庞大的泡沫经济，要么是通过严重或长期经济危机的方式降低劳动人民的工资水平。后者不现实，中国人民不答应;而前者与后者本质一致，只是死前会有个回光返照，大家都皆大欢喜，只是在最后关头才整体崩溃而已。正是：“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显然，在面对这种问题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往往采用后者的方式，而现在中国在采用前者的方式。最终结果虽然都一样，但中国必定会在大笑之后大哭的。

　　在人民还没有富裕起来，中国经济就出现这种“贷款利率6%，企业利润5%”的“经济新常态”现象的根源就在于资本雇佣劳动的社会生产方式。不改变这种生产方式，社会经济就只能在这种盈亏分界点中不断徘徊、往复，时而增长、时而危机。这就是西方的经济周期，中国的“经济新常态”。在这种生产方式下，一方面是劳动者必须贫穷，否则企业就因劳动力成本过高而趋于停产;一方面是资本在不断积累的同时，又在互相竞争中不断投资，不断追逐新的利润。这就导致资本生产的无限扩张和基于劳动者工资收入的社会消费的长期徘徊不前，从而形成一种“生产相对过剩”的问题。中国现在企业利润过低、经济增长低迷的根本原因显然就在于这种“生产相对过剩”的现象之中。

　　因此，实际上，解决经济增长问题，让人民群众富裕起来的唯一出路，其实就在于改变资本雇佣劳动的社会生产方式。只有消灭资本家与雇佣劳动者之间在收入上的限制和差异，消灭企业内部工资和利润之间的矛盾，变互相矛盾的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为工人们自己平等集体合作的关系，由工人们自己共同承担必要的资本家的职能和角色的社会生产方式，才能真正、彻底地解决这种“生产相对过剩”的问题，才能唯一、彻底地摆脱经济危机、贫穷与失业、阶级对立与斗争等等社会弊端的纠缠。

　　经济再进一步就是政治。一旦改变资本雇佣劳动的社会生产方式，那也就改变了资本从而是资本家们决定社会的一切，让资产阶级人士可以骑在广大工人阶级群众的脖子上作威作福的生活方式。这种利益格局的变更，是国内外的大资产阶级绝对不会答应的事情。因此，在资本主义国家，“反共”向来是高于一切的。也因此，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是非常科学、真实、正确的。广大的劳动人民不团结起来，组成政党，并通过残酷，甚至流血牺牲的斗争方式，几乎是不可能改变自己贫穷困苦的被剥削、被压迫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