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以后，人们可以发现一个现象，中国民众对官员不再采取仰视的态度了。自古以来，对于具有两千年官本位文化传承的中国来说，官与民天生就是不平等的，官居上位民处下等，官治民牧民，民畏官怕官。但在文革中，民众可以自由批判监督官员，可以通过写大字报等方式揭露曝光官员的不良行为，经过文革的大范围规模演习，民众不必再仰视官员，这样在整个社会就基本树立起了平等观念。以致国庆35周年游行时会有“小平您好”的标语，到今天网民把NO1昵称为“胡哥”，可见平等观念已渗入中国社会意识深处。

　　因此，社会主义大众民主是文革的又一项重要遗产。只有弘扬社会主义大众民主，扫除垄断性封建性的官本位精英政治，胡哥的“科学发展观”才会成为有源之水。

　　文革推崇的大众民主是形式与内容有机结合的民主范式，在最为彰显民主政治的官员任用方面主要做法为：

　　一、逐级推选。西方的总统、议员选举，选民大都是通过媒体来了解候选人资讯，谁控制媒体，谁就控制选举，从根本上讲，这种貌似全民参与的“公平”选举实质上是谁掌控媒体谁就有可能上位，其高昂的选举费用令人乍舌，穷人根本无缘问津，而政治家则往往沦为演说家流派。台湾蓝绿首脑人物无不以脱口秀似的“超男”形象脱颖而出，大陆各级领导也颇有整体趋向“演说家”的集体走势，对选民而言，“口惠而实不至”乃资产阶级竞选的最大弊病。而由下至上逐级推选则与选民的生产生活直接联系，工人推选班组长，班组长推选车间主任，主任推选厂长······如此而来，上级务必对下级负责，从理论上实现了民主权益的最大化。奈何尚未来得及把文革这种民主推选做法在实践中完善，文革旗帜便被砍翻，社会主义政治改革大业功败垂成于一旦。

　　二、德才并举。被时人诟病的提干“政审”，其实就是从“德”的方面考察干部家世的一种做法。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急迫需要天分出众、术业专攻的人才，“才”肯定是很重要的，但是党政干部更重要的是个人的理想信念和品德素养，也就是“德”的层面。文革时期，今天已经视为常态的贪污腐化那都是官场大罪呢，不贪不腐那是做人的基本原则，更是做官的铁律。但凡做人有原则的，无论怎样，办事都不会逾越底线的；否则能力越强，祸害也就越大的。

　　三、业绩为主。经右派涂抹污渍，没有经历过的人误以为文革是一个“打打杀杀”纯粹闹革命的时代。其实，文革中提干最重视人的业绩，注重以实际成果衡量人的才德，唯才是举，这是华夏民族的老传统。当副主席的王洪文，当副总理的陈永贵，当副司令的孙玉国，这些没有文凭学历的工农兵，能够在亿万草根中脱颖而出，还不是靠了安亭指挥工人大军，创造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大寨精神，珍宝岛英勇作战巧应敌情的苦干实干拼命干做出来的?

　　在保障草根阶层参与政治生活方面，大众民主更是高招迭出：

　　一曰“四大”，遗少前面已经专文表过。

　　二曰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把管理者从原来的“官员”身份放到被被管理者反向监督的位置，一旦官员失去特权，也就恢复了其“公共看门人”的本原。试想，现在的人们对小区看门人是一种什么样的看待，也就是大众民主体系中选民对官员的看待了。

　　三曰德治约束。文革期间只有一部1975年版宪法，但和各种国法早已数不清部数的改开年代相比，官场贪腐案例和社会刑事案件之低令人乍舌，社会时尚的健康更非今天能比，皆因社会公德在约束着人们，大概就是所谓“存天理灭人欲”的意思吧。以共产主义的道德作为社会公德，固然超前社会的发展和民众的接受水平，个人利益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失，但是确实强制约束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剥削有理思想和拜金生活方式的滋生蔓延，高度净化了社会风气。其实胡总提出的“八荣八耻”就是文革当时社会公德的现代版。奈何风水轮流转，引领社会风气的官僚阶层早已腐败透顶，重提道德主导根本难以抵挡利益主导大车的强烈惯性，但毕竟是向正确的方向回归了一步。

　　大众民主或曰“毛式民主”，为底层草根介入政治生活展开了一条光明大道，尽管道路的辅助设施还需要完善，尽管途中还是充满荆棘，两千年垄断政治权力的所谓“精英”阶层并不愿和草根分享既有的特权，并且在改开旗号下竭力恢复精英集团在文革中丧失的政治特权，官本位、金钱本位、等级制价值观一时间死灰复燃，似乎还颇受追捧。但是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众民主的道路既已开通，宛如一江春水，就凭少数“精英”人物封堵是堵不住的，民主权力，人心所向，右派从5060一代手中夺去的大众民主，迟早要还给更有平等意识和民主追求，更富民本情怀和民选能力的708090新的一代手中。

　　解剖道德滑坡与信用破产

　　易中天不久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现今中国没有“公德”，也没有“私德”，他用了一个“道德沙尘暴”的说法，很形象地描绘了中国道德的整体现状。

　　现在大家都有这种感受——中国的道德水平在下降、滑坡，甚至是堕落。既然说是滑坡，既然是堕落，那就是说原来还是有一定的高度，否则滑坡堕落都无从谈起。那么改开三十年的滑坡下降是从哪个高度降下来的?滑坡前的坡顶又在哪里呢?先前说“十年浩劫”坏了世风，但又过了三十年，眼开进入改开“盛世”，怎地还不如“浩劫”时期?值得深思呢。

　　今天常见一些人们认为比较老实本分的人信奉了基督或如来，说明“善”已经开始出世，在世俗社会不易找到寄托和知音了。一些乱力怪神轮子功之流也乘机兴风作浪，人心不古呵。眼看当年的雷锋一类道德楷模都成了“傻子”的代名词，如果好人好事总是出于各种各样特别是政治上的原因总是受到社会流行意识的打击，道德的堕落也就如山崩地陷般到来了。

　　三十年资本的浸润销蚀了中国人的傲骨，崇拜高尚没有实惠，终于由官员开始示范，转变成崇拜玛尼的大众信仰。朱自清那种不吃美国人嗟来之食的学者没有了，有的是小眼睛紧紧盯着欧美日本人购买中国舆情钱袋子的砖家。马路救助摔倒或病发老人，反倒有百分之九十的情况会被反噬一口，在这样的环境下，道德难寻立身之地呢。

　　道德是信用之母，道德沙尘暴的时代，怎能有好的信用?现在，不仅是商业信用差，食品里边都敢下慢性毒药;而且政府信用也不佳，代表政府说话的大小官员人们只当是说“官话”而不是实话;劳模先进的信用也没有了，去年抓住的一批企业贪渎领导，大部分头上都戴有劳模的光环;可怕的是孔夫子的弟子们也玩起了里格冷，毕业时向希波克拉底发过誓言的医学生们也不由自主把誓言抛到脑后，肩抗天平的法官们也不甘寂寞，里外通吃的报道不绝于耳。

　　没有了道德和信用，“依法治国”其实是一句空话。让失却道德信用的人去执法，只怕比没有法更可怕。所谓“贪赃卖法”说的就是这个事情。

　　于是，四年前的雷锋纪念日，胡哥提出了“八荣八耻”，要挽回日下的世风和滑坡的道德，视图对“依法治国”加以改良补充。但收效如何，明眼人都看得清楚。

　　在中国这个官本位文化盛行的社会，官员群体成了官僚集团，进而异化为特殊利益集团，已经成为社会财富的蛀虫和社会进步的阻力，半个世纪前的毛泽东目光如炬，高瞻远瞩看到了这一点：“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多人少。”“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做了大官了，要保持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并壮士断臂，断然启动文革程序，一度把走资体系打入谷底，换得十年清明。

　　道德沉沦表象在全社会，根子在官僚集团。把官员们从醉生梦死不知今日官僚转变成“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中特官员，虽然只是些许改良，但能走通这一步，也要猛下狠药的。文革为什么如此厉害，成为特权阶级的噩梦？就在于大众民主的深入展开。

　　现在左派右派都在争民主，但民主内涵大不同。在道德和信用层面，中国正处于一个大乱大治的前夕，望胡哥习哥善自珍重，制定政策多多向傻子们倾斜。红色南街村有句话极有哲理：“这个世界是傻子的世界，为傻子所创造，为傻子所拥有”。只认玛尼不讲道德诚信的聪明人只不过是改开浊浪中的过客，傻子才是最后的赢家。

　　他们为什么要反毛?

　　改开以来，体制内外的反毛声浪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形成了天安门城楼挂像，舆论界主流骂娘的怪景象。为什么党还是他缔造的党，国家还是他宣布成立的国家，国民还是960w土地上的原住民，而开国领袖居然成了党国话语砖家们的泼污对象呢?

　　追寻历史，对比现实，其实答案很简单。

　　远有先秦时期秦国的商鞅。立百金柱，示诚信于国民;刖太子师，降严法于权贵;设军功奖，激将士进取之心;废井田制，奠国家富强之基。扬虎狼威，硬生生把一个局促西戎的弱秦改造成扫除六合统一中国的创世纪强国。

　　近有晚明万历朝的张居正，设一条鞭法，抑豪强，活贫民，断绝了官吏私弊，国库财货丰盈;创考成法，强公室，杜私门，稳定中央集权，为已经风雨飘摇的明王朝延命近百年。

　　有城楼巨像和几亿毛时代的遗民在，砖家不好全盘否定毛爷爷的功业，只有把剑戟对准文革，甚至党内某大佬都持毛泽东“开国有功，建国有错，文革有罪”的论调。文革的实质是什么?就是20世纪版的商鞅变法和张居正变法!她的目标不过就是削弱豪门权势，弘扬大众民主;取消官僚特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已。

　　但是在砖家口中，文革初始时期走资派指示其子女组成“联动”，带头搞起炒家打砸抢;反面对抗无果，又蛊惑草根大造“红海洋”，试图从正面“歌德”隐蔽其恶行等种种支流成了攻击“十年浩劫”的炮弹。而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工农兵参与政权和各级领导，大庆大寨工农业红旗的示范，两弹一星的诞生，万吨水压机等高尖设备的制造，人工胰岛素等科技创新，红旗渠等人间奇迹的创造在砖家而言，仿若无物。国家当时造万吨轮，被砖家讥讽为“要草不要苗”的人从人力物力上全面支持，被砖家捧上九天高台的人却说“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就是在这种人的主导下，国家大飞机计划整整推迟了四十年。

　　毛主席晚年清醒地而不是像砖家或体制内某些话语说得“错误地”认为，文革是一次翻天覆地的大改革，因此他不顾残病之身，领导全国人民批儒评法，掌握历史的规律和真假马克思主义;毛主席清醒地认识到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混进党内的代表人物不会因一两次文革而消除，他说党内对于文革“拥护的不多，骂的不少”，正是熟稔张居正变法身后事的经验之谈。因为文革毁坏的是既得利益阶层特权滋生的土壤，毁坏的是党内走资派打着红旗呼风唤雨的环境，处于底层的工农兵群众一旦失去中央的支持，是很难对付掌握各政权的走资派的复辟行为的。

　　上述的改革者难脱普罗米修斯的宿命。无非是改革者偷了既得利益集团也就是掌权阶层的火种，切了他们的奶酪而已。而时间又不允许一步步发动新兴力量成熟后再进行。因此，改革者栽树，乘凉者却未必领情。商鞅自身遭车裂，但其法未变，终于换来了秦王扫六合一统大业;张居正身后被抄家子女无一保全，其法被败坏，大明花花天下终于落入游牧的满清民族手中;毛泽东被人唾骂不已，文革章法凋零逸散，社会主义中国已经被特色化。但是时代毕竟在进步，人民已经从根本上觉醒。反毛拥毛已经成为真假社会主义的试金石。从这一点看，毛主席在历史上的改革家之中是成功的，当代中国人不仅尝到了他老人家奠基尚未被改开全部收到少数人囊中的成果，而且继承了他老人家丰富的精神遗产。我们有信心期待对文革的重新评价，这将是中国人民洗清毛主席三十年冤情的最终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