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颜佳华，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邹煜，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摘要：

　　从叙事基础来看，毛泽东意识形态思想的话语叙事以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为源初语境，以列宁的意识形态理论为直接借鉴，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土底蕴。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思想有其独特的话语叙事逻辑。对其进行全面的话语叙事分析，可以总结出其叙事线索为中国的革命与建设历程，叙事主题为意识形态领导权，叙事结构则依照“创生话语—凝练本质—构建方法”表现出文化性、阶级性和方法性的特征。新时代主要从巩固话语地位、明确话语导向和推进话语传播等方面对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思想进行传承、发扬与创新。

　　关键词：

　　毛泽东；意识形态思想；话语叙事基础；话语叙事逻辑

　　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思想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叙事场景中产生，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是具有中国化特征的话语体系。现有研究多从传统视角直接归纳毛泽东意识形态思想的基本内容，而从话语叙事视角展开的分析相对缺乏。叙事研究是指任何运用或者分析叙事资料的研究方法，这其中无疑也包括叙事者的著作文本和相关历史材料。因此，本文将运用毛泽东意识形态思想的相关叙事资料，以话语叙事分析的视角诠释毛泽东意识形态思想话语表达的形成基础、层次结构及当代话语延伸，这对于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叙事和构建当代中国的话语体系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毛泽东意识形态思想的话语叙事基础

　　毛泽东主要从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唯物史观语境、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背景下的意识形态论说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蕴传承来积蓄其意识形态叙事力量。在探讨毛泽东意识形态话语叙事的基础时，笔者按照“源初语境—直接借鉴—本土底蕴”的视角推移由远及近地对其展开分析。

　　（一）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毛泽东意识形态话语叙事的源初语境

　　回溯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经典叙事资料，可以总结出其话语叙事的主要特征：其一是叙事方式的批判性。这主要体现在马克思对德国意识形态颠倒性和虚假性的哲学语境批判上。学术界普遍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较为集中和系统地论述其意识形态思想的叙事材料，其中在论及意识形态问题时多采用批判和否定的词句，他曾形象比喻道：“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成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这一“照相机成像”原理揭露出意识形态的颠倒性，即德国哲学界的根本错误在于他们认为思想统治世界，颠倒了思维和存在、观念和现实世界的关系。此外，马克思还运用了大量类似于“幻想”“虚幻”等词来直指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他们认为：“‘幽灵’、‘枷锁’、‘最高存在物’、‘概念’、‘疑虑’显然只是孤立的个人的一种观念上的、思辨的、精神的表现，只是他的观念，即关于真正经验的束缚和界限的观念”，由此看出，马克思进一步从思维的神秘性方面道出了意识形态话语的虚假性本质。其二是表达内容的阶级性。马克思以现实的社会生活为叙事依据，表达出了其意识形态话语叙事的阶级立场和政治方向。“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在这里，马克思将意识形态的思想叙事与统治阶级所拥有的阶级权力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历史上的统治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统治目的，不得不“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这就意味着意识形态具有了维护阶级统治的功能学话语力量。其三是话语层次的结构性。随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及政治经济学的深入研究，他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唯物史观作了经典描述，阐明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还直接将“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称为“意识形态的形式”。此时的意识形态，已经被视作竖立于经济基础之上的思想的上层建筑，在其话语叙事的结构属性方面具有相对独立性。

　　在叙事溯源中，我们不能忽视马克思的初始表达与哲学机理，它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体系的发展基础。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构成了毛泽东意识形态话语叙事的源初语境。

　　（二）列宁的意识形态理论：毛泽东意识形态话语叙事的直接借鉴

　　19世纪末，俄国工人运动高涨，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俄国。列宁在世界战争与俄国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的背景下，继承并创新发展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形成了一套更为明晰的列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总体来说，列宁不在“虚假”叙事语境里谈论意识形态，而是更加注重意识形态的阶级叙事和中性立场，并创造性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才是“科学的意识形态”。一方面，列宁表达出了其意识形态话语叙事的边界特征。他认为超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不存在的，同时强调了两大意识形态的对立，“既然谈不到由工人群众在其运动进程中自己创立的独立的意识形态，那么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他看来，俄国的工人运动还应在话语权上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展开斗争。另一方面，列宁强调要把握和巩固“科学”的话语阵地。这主要表现为列宁在继承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叙事精神的基础上，重申了社会存在决定思想意识这一基本原理，将“意识形态”作为一个具有描述性特征的概念来阐述，并根据俄国革命的需要，提出了“科学的意识形态”这一论断，他指出：“任何意识形态都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可是，任何科学的意识形态（例如不同于宗教的意识形态）都和客观真理、绝对自然相符合，这是无条件的。”显然，列宁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冠上了“科学的”这一定语，因其符合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叙事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主要是通过苏联和中国的哲学教材对毛泽东的思想产生了影响，且根据当时国际国内的无产阶级革命境遇，可以说，列宁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是毛泽东意识形态思想的直接借鉴。

　　（三）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意识形态话语叙事的本土底蕴

　　毛泽东一贯以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并将其与马克思主义有机结合为基本态度，他曾指出：“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毛泽东思想中所蕴藏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如明珠璞玉，内容丰富且深刻，为切合本文议题，笔者仅提炼出与其意识形态思想相关的重要观点进行简要论述，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知行观、民本观和德治观。其一，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知”与“行”的讨论同时存在着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种成分。春秋战国时期，孔子“生而知之”的观点反映了唯心主义的先验论思想，墨子和荀子则认为经验先于认知；汉代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直接指出知识来源于学习和行动；宋代程朱理学在继承心性儒学的基础上将“知”与“行”的讨论更加抽象化；明末清初的朴素唯物主义者王夫之则强调行先于知。毛泽东正是在批判古代知行观的唯心主义成分和继承行先于知、知行合一等具有唯物主义色彩的观点中，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其加以融合写成了《实践论》，形成了自己的意识形态思想。其二，民本观是儒家仁政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战国时期孟子所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和荀子的经典论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是其代表观点。囿于封建社会阶级统治的局限，传统民本思想的本质仍然是“尊君”，毛泽东清楚地认识到阶级本质的差别，他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因此，毛泽东坚持以无产阶级的立场，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与中国传统民本观中的合理成分和精辟表达予以结合。其三，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历来重视德治教化的作用，主要遵从儒家思想的德治观。孔子不仅强调德育在政治统治中的重要性，还认为德治教化相较于刑罚更为高明；孟子提出以德服人的“仁政”主张。毛泽东于湖南求学时便十分注重道德教育，曾将德、智、体视为教育三大重点，但此时他关于德治教育的思想主要表现在伦理性、道德性方面。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后，毛泽东对于中国古代的德治观有扬有弃，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想教育和政治宣传方法论。

二、毛泽东意识形态思想的话语叙事逻辑

　　在对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思想进行叙事分析时，笔者运用了“整体—形式”的诠释方法，该方法着眼于叙事者的整部话语材料，重点在于运用叙事材料获悉整体的形式结构特征。毛泽东的意识形态话语是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政治生活、思想活动和文艺发展等叙事要点的表述，有其独特的话语叙事逻辑。通过分析可以总结出其叙事线索为中国革命与建设历程，叙事主题为意识形态领导权，叙事结构为“创生话语—凝练本质—构建方法”的推进型模式，叙事特征则蕴含于结构中，相对应地表现为文化性、阶级性和方法性。

　　（一）话语叙事线索：中国的革命与建设历程

　　毛泽东意识形态思想的话语图景是在历史线索和革命场域的时空维度里被勾勒出来的。毛泽东从建党初期就注重从国内的实际叙事背景出发，分析探讨如何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来指导中国的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党内就如何开展工农运动产生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两种倾向，基于此情况，毛泽东开展了深入调查并撰写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两篇文章，以此来纠正上述两种倾向，也正是在这些文章中，毛泽东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状况、思想态度和政治主张，是其意识形态阶级叙事的初步阐发。土地革命时期，党内存在着大量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倾向。毛泽东深刻意识到上述现实问题和错误话语会阻碍革命的前进，在1929年由他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逐个分析了当时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并揭示了其叙事来源和消极影响，为党和军队的思想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也是其意识形态建设叙事的初步表达。此外，党内也曾有一部分坚持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同志，或截取马克思主义书籍里的只言片语，或只执守于自身革命的片面经验，使得中国革命遭受了极大的损失。对此，毛泽东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叙事材料和中国革命的话语环境，于1937年接连撰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从理论层面批判了主观主义，揭示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真正内涵，也是其意识形态思想坚实的哲学根基。正是基于前述革命叙事空间和相对较为零散的毛泽东关于意识形态话语的逐步累积，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得以形成，其中以“文化”为焦点主题来叙述的新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也以成熟的面貌呈现出来，毛泽东意识形态文化叙事集中体现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和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外形势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如何确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指导地位成为了毛泽东在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思考方面的主要任务。为此，毛泽东一方面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发展史等科学意识形态的学习与宣传，另一方面继续开展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思想等旧社会意识形态的批判与斗争。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所撰写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集中阐述了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综上所述，充分说明了中国的革命与建设是毛泽东意识形态话语叙事生成、发展和完善的历史线索。

　　（二）话语叙事主题：意识形态领导权

　　通过对叙事资料整体线索和主题印象的考察，可以发现意识形态的领导权问题是贯穿于毛泽东意识形态思想的焦点主题和逻辑交汇点。在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全面论述中，不难总结出毛泽东遵循着“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叙事逻辑。首先，意识形态领导权包含思想文化和政治权力的双重意蕴，它强调的是以非强制、非暴力的形式实现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正如毛泽东在探讨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时所指出的：“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这表明，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基本内涵是寻求人民群众对于统治阶级所倡导的正确价值观和优秀思想文化的自觉自愿认同。其次，为什么要重视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且其重要性又为何贯穿于毛泽东的总体意识形态思想?这应当从意识形态的结构地位和能动作用予以解释，基于唯物史观中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意识形态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不仅仅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和表达，同时还对社会生活产生能动的规范作用。毛泽东始终围绕党在各阶段的主要任务，强调要发挥好意识形态的能动作用，他指出“社会意识形态是理论上再造出现实社会”，这一“造”字足以突显出其引领与塑造社会运动之作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谈论战略问题时则直接点明了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首要地位：

　　“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依然强调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性，并以此作为与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的首要条件，他在《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中指出：“各级党委必须真正做到把思想领导当做自己领导的首要职责。”再次，毛泽东关于如何进行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的论说兼具策略性和可行性。譬如有人曾质疑中国共产党能领导阶级斗争而不能进行科学上的领导，对此，毛泽东辩证地指出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是行政领导、政治领导”，且提出要让知识分子循序渐进地学习贯通马克思主义；将理论转变为可行的方法运用到实际工作中也是毛泽东极为重视的方面，他提出了实施积极的思想教育、做好舆论宣传工作、开展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一系列能增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措施和方法。

　　（三）话语叙事结构：创生话语—凝练本质—构建方法

　　在本研究中，叙事特征与叙事结构相互交织，文化性、阶级性和方法性的叙事特征最终以“创生话语—凝练本质—构建方法”的叙事结构表现出来。

　　1．创生话语：毛泽东意识形态思想的文化叙事

　　毛泽东意识形态思想的文化叙事是其整个话语体系中的首要及鲜明之处。这主要表现为，毛泽东在经过了一系列革命的实践和理论叙事材料的研读之后所撰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中，以“文化”为话语焦点对意识形态作了科学系统的论述；此外，毛泽东是在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进行话语转化的基础上，实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话语创生，他基于中国国情对其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展开建构，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文化（即意识形态）与政治、经济的辩证关系。毛泽东对此有一段总结性表述：“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这表明，政治、经济是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的来源，表现在社会形态上就是政治和经济的性质决定并制约着意识形态的性质。另外，文化又可以能动地作用于政治和经济，毛泽东早在阅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书时就有批注：“反映论不是被动的摄取对象，而是一个能动的过程。在生产和阶级斗争中，认识是能动的因素，起着改造世界的作用。”其意识形态文化叙事从哲学基础上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和辩证法方法，不仅看到了政治经济对文化的决定作用，更强调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不是简单复写，而是能动地反映。

　　二是揭示了何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毛泽东是在与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主义文化的对照中提出的“新文化”，他指出：“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与此同时，“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因此，为了打倒这两种反动文化，我们要建立起自己的新文化，即毛泽东所说：“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在明确了新文化的政治经济基础后，亟待解决的问题便是这一新文化是以何种科学的理论为纲领的。对此，毛泽东通过提出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指导思想来凸显新文化，他指出：“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结合中国悠久的文明和当时的社会现状，毛泽东还创造性地提出了我们的这种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总而言之，在毛泽东意识形态思想文化叙事中新文化（即意识形态）是反映新政治新经济的、以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为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三是强调了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和功能作用。一方面，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化革命”提出的历史背景是“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从而产生了崭新的文化生力军。毛泽东指出：“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这表明，从横向的世界历史来看，文化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从纵向的中国革命进程来看，文化革命又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构建中的重要环节。另一方面，总的革命包含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和文化革命，而文化革命既是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的反映，又能动地推动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的进程。毛泽东表明：“文化革命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并为它们服务的。”在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中，我们的新文化生力军自从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新的理论武器后，一直致力于文化革命运动，即向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主义文化展开斗争。可见，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所倡导的文化革命具有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特征，也具有服务于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的作用与功能。

　　2．凝练本质：毛泽东意识形态思想的阶级叙事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既能为深度揭示社会历史的本质提供叙事视角，又是我们全面分析社会结构和社会矛盾的科学方法。在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意识形态的阶级性一直作为其精神内核而存在，它被认为是一定阶级或利益集团的观念表达。毛泽东立足于中国的社会阶级状况和革命实践场景，在承继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和意识形态阶级性本质的话语表达基础上，阶级斗争的分析视角和叙事风格贯穿于他的意识形态思想的话语叙事中。

　　毛泽东意识形态思想的阶级叙事主要体现在，他始终坚持以无产阶级的立场与其他不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作斗争。其一是与封建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斗争。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时期，毛泽东曾指出：“中国历来只有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对湖南部分地区的农民现状进行调查时就认识到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对历史是一种颠倒和腐蚀，表现在农民作为物质和文化的创造者却无权享有文化生活。为了与封建主义思想作斗争，毛泽东明确主张要在农民群体中普及政治宣传和发动文化运动，在提高农民文化水平的过程中逐渐消除宗法主义、男女不平等、封建迷信等观念。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中，毛泽东也不止一次地指出封建剥削阶级思想对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负面影响，如“一言堂”“家长制”和官僚主义等都是受封建意识形态腐蚀的现象。

　　其二是与帝国主义文化的斗争。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与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斗争必不可少。毛泽东认为：“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可见，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与封建主义意识形态以它们共同的剥削性质和腐朽性质在文化上互相勾结，奴化并迫害中国广大人民群众，为此，在进行军事斗争的同时，毛泽东也十分注重对帝国主义文化的揭露与批判。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国际环境错综复杂，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仍然企图通过以“和平演变”等方式侵袭社会主义国家。对此，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

　　其三是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毛泽东认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重点应转移到当时国内国际的资产阶级思想上来。由于国内资产阶级情况的特殊性，毛泽东在指出意识形态领域两大阶级对立之客观事实的同时，主张以慎重的态度和说理的方式来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改造。他在修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过程中写道：“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影响必然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不可能在短时间，作为阶级意识形态根本消灭。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要消灭它，就要作战。而这种战争是思想战争，它同军事方面的战争、经济方面的战争、政治方面的战争都不相同，它不能用粗暴的方式去作战，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心平气和的方法去作战。”

　　3．构建方法：毛泽东意识形态思想的建设叙事

　　毛泽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十分注重意识形态建设，在中国国情和中文语境下，他所强调的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思想教育”和“政治工作”这样的叙事语汇上。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进程中一贯重视党内作风建设和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之际，其思想也逐渐成熟，他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掌握思想教育就是要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建设，毛泽东这一“中心环节”地位的论述也是他对意识形态建设工作重要性的强调。此外，毛泽东还在不同时期根据当时革命和建设的工作重点都提出过“政治工作”是其他工作“生命线”的叙说重点，如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中央文件里明确表示：“政治工作不是附带的，而是红军的生命线。”到了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毛泽东在继续肯定“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的同时，将意识形态建设与经济建设联系起来，他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对于思想教育是中心环节和政治工作是生命线这两个著名论断，虽然在话语表达上有所差异，但其所蕴含的实质都是强调意识形态建设工作的重要性及作用。

　　毛泽东在对其意识形态思想的建设叙事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构建了方法体系，即表达出了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方法与制度，具体的叙说方式为高度重视宣传教育、建设新闻传播机构、贯彻落实方针原则等。

　　其一，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必须高度重视宣传教育，从根本上理解宣传工作的重要意义。毛泽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着重指出红军宣传工作的意义，他认为：“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所以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这里所说的扩大政治影响即扩大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话语的影响，除了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革命的、科学的思想以外，还必须包括揭露并批判当时封建的、反革命的、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而这都离不开积极的宣传工作。

　　其二，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必须建立和完善自己的新闻、出版机构。1939年，毛泽东在听取和讨论中央宣传部工作的报告时发言指出：“要注意全国各地的刊物，经常收集材料。要注意组织地方党组织的对外宣传，要指示各地方党组织首先建立对外宣传机关，这甚至比建立党部还重要。”同年，他为党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人》的创刊撰写了发刊词，点明了党内刊物的必要性和基本任务。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亲自督促《解放日报》的改版，将其从“社报”改变为“党报”。由此可见，毛泽东极为重视党办刊物的建设，这也是对党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要求。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加重视思想教育和新闻宣传在意识形态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强调要通过党执政后所掌握的国家机器提高意识形态管理水平，多次提出“政治家办报”。1957年，毛泽东在新闻出版界座谈会上曾谈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总比资本主义的报纸好。我们的报纸毒少，对人民有益。报上的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对的，‘软些，软些，再软些’要考虑一下。不要太硬，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这表明，在无产阶级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后，既要坚持意识形态阵地的阶级性质，又要注重宣传方法，使得先进的共产主义思想被人民群众所接受。

　　其三，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必须坚持“双百”方针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法。在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方针上，毛泽东向来都批判闭关自守的错误观点，也批判全盘西化的拿来主义。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国家面临着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建设问题，毛泽东在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时指出：“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方针，是有必要的。”在此之后，毛泽东就“双百”方针陆续发表了许多重要讲话和文章。之所以提出这一方针，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中国的文化事业，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开放性与发展性，“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有比较才能鉴别”。毛泽东在研究历史时所提出的“古今中外法”是以唯物辩证法为理论基础和以国情为实践依据的。他指出：“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这表明，在意识形态建设的问题上，要以解决时代的现实问题为出发点，“古为今用”是指在批判的继承中发展意识形态，“洋为中用”则是指在辩证的借鉴中发展意识形态。

三、毛泽东意识形态思想话语叙事的当代意义

　　毛泽东意识形态思想的话语叙事有着坚实的哲学基础、厚重的历史意蕴和科学的结构体系，蕴含的叙事内容、叙事品格和叙事方法经过实践检验越发展现出其价值。在新时代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意识形态思想话语叙事，对中国式意识形态叙事话语建构具有重大意义。

　　（一）巩固话语地位：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毛泽东始终强调意识形态话语建设在不同的叙事背景和实践环境中的重要性。不论是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所表明的“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再次强调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都无不说明了毛泽东对意识形态问题的高度重视。尽管毛泽东多次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但鲜少直接运用“意识形态”一词，多代以“思想教育”“政治宣传”“革命理论”等更符合各阶段中国国情和话语习惯的词来表述，然而实际上谈的就是意识形态问题。

　　正是在继承和发扬马克思意识形态初始话语叙事和毛泽东意识形态话语叙事内容的基础上，习近平同志依托时代发展的特征，将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视用更加鲜明的话语风格表达出来。2013年11月9日，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这是将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一次创新和突破。以“极端重要”冠之于“意识形态”，既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领域形势的科学研判，也表明了当代党直面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挑战和问题的决心。此外，当今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还体现在意识形态的安全与风险防范方面，习近平同志指出：“当今世界，意识形态领域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无处不在，政治领域没有枪炮的较量一直未停。”这揭示了意识形态安全与政治安全的内在关联，站在政治高度强调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峻性和重要性。

　　（二）明确话语导向：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并持续叙说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且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阵地的建设。结合历史实践可以得出正是由于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才使得我党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能够不断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因此，毛泽东关于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著名论断虽然是在过去的革命背景下提出来的，但在如今新的时代条件下，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仍然是必要且重要的。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让中国马克思主义不断渗透在全社会领域和全体人民心中，建设具有强大引领力、感召力、凝聚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全球化时代，经济政治秩序和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图景都在发生深刻变化，西方各学说，如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结构主义等都在不断发展试图修补他们的制度弊端，与此同时，亦有不少反社会主义的思潮企图侵袭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些重大的现实问题亟待通过牢牢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来破解。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是被革命和建设实践证明了的理论体系。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时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指导思想的科学性和一元化是党在意识形态领域一直坚持的原则。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同志提出：“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制度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一项根本制度，把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这表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既是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毛泽东意识形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必然要求。

　　（三）推进话语传播：加强党领导下的宣传工作建设

　　加强和完善意识形态工作的建设，需要不断提高党管媒体的宣传工作能力。毛泽东一直十分重视党领导下的宣传思想工作，并在不同阶段提出了不同的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承袭了毛泽东意识形态思想中“政治家办报”的观念，并结合时代特征为其注入了新的内涵。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所有宣传思想部门和单位，所有宣传思想战线上的党员、干部都要旗帜鲜明坚持党性原则。” 2016年2月19日，他又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明确表示：“党性原则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根本原则。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是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方面。”以上多次强调各宣传部门、各新闻单位都要牢牢树立党性原则，不仅指出了各级宣传思想部门在意识形态工作中必须坚定“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立场，而且也是对全国各宣传工作者、新闻工作者、媒体人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学习的要求。此外，数字技术作为21世纪关键的生产要素，正在显著改变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方式，使得网络空间成为了当今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的新场域。对此，习近平同志认识到：“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新空间，那就也应该成为我们党凝聚共识的新空间。”这就要求各宣传部门在掌握和运用好先进的数字技术基础上，做好网络空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工作，增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科学意识形态的话语辐射力。因此，坚持党管媒体和党领导意识形态宣传工作是维护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安全的基本保障，也是增强我国意识形态话语影响力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