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冬，血吸虫病重灾区之一的上海市郊任屯村农民联名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尽快治好血吸虫病。这是毛泽东主席第一次得知血吸虫病的巨大危害。

　　血吸虫病是由裂体吸虫属血吸虫引起的一种慢性寄生虫病，由皮肤接触含尾蚴的疫水而感染，反复感染或治疗不彻底会引起肝硬化、肝腹水，肚大如牛，俗称“大肚子病”，死亡率极高。主要流行于亚、非、拉等地区，在中国的流行的为日本血吸虫病，该病因其在1904年由日本的学者首先鉴定而得名，一般简称为血吸虫病。

　　血吸虫病主要存在于水乡湖沼地区，在中国很早就已经存在，在民国时期，该疫病虽然受到了注意，但受政局、经济和战争等因素的影响，并未开展多少实质性的防疫举措。

　　上海是全国血吸虫病严重流行区之一，地处上海西郊的青浦县，24个乡镇有23个流行血吸虫病，重灾地区莲盛乡的任屯村，1929年有275户，960人;到1949年解放时，全村只剩154户，461人，死绝户121户，死剩1人户28户。郊区十个县除崇明县外，九个县都有血吸虫病流行，解放后累计查出患者75.9万多人，约占流行疫区总人口的24%。其中晚期病人20541人，还查出患血吸虫病的耕牛27000多头，疫区300多万人民受到了血吸虫病的严重威胁。

　　当年，血吸虫病在我国流行甚久，遍及南方12个省市，患病的人数1000多万，受感染威胁的人口超过1亿人，对于人民健康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轻则丧失劳动力，重则死亡。患病的妇女不能生育，患病的儿童发育受影响，病区人口减少，生产力下降，少数病区甚至田园荒芜，人烟凋敝。

　　收到任屯村农民的联名信后，毛泽东高度重视，派出的医疗队赶到了任屯村，不分昼夜查病治病，抢救了不少病人。

　　1955年仲夏正当农忙时节，毛泽东外出视察工作。到了杭州，毛泽东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开会期间不要搞其他活动，你们去帮我了解杭州郊区农民的生活情况。

　　于是，这几名工作人员就到杭州郊区的余杭地区去调查访问，发现血吸虫病十分严重，农民苦不堪言。回来后，一五一十地报告给了毛泽东。听了汇报，毛泽东寝食难安，他的卫士李家骥曾回忆当天夜里他值班时的情况：“毛主席说，我睡不着。你们这次去看，那么多孩子，那么多年轻人，那么多上了岁数的老人，都得了血吸虫病，我们工作没有做好啊。我看他老人家心情不好，就说，主席，我给你擦擦澡，你早点休息吧。毛主席说，小李啊，我睡不着，我们要想办法，及早治这个病，根除这个病还要想办法。”

　　于是，毛泽东对此展开了进一步的调查研究。他先后同上海市委和华东地区几个省的省委书记座谈，了解情况，商讨对策。

　　1955年6月，毛主席专列途经本市时，特意在松江火车站停留，会见了松江地委和专员公署两位负责同志，了解农村情况。在听取汇报过程中，毛主席详细询问了地区内防治血吸虫病的问题，并嘱咐说：“南方血吸虫病流行严重，你们要很好重视。”

　　1955年11月22日至25日，中央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7个省市的省、市、地、县的党政领导和防治科技人员及专家共100余人。会上传达了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党中央关于成立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的决定，提出了7年消灭血吸虫病的大体部署，以及落实这一部署的具体行动方案。

　　中央防治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也于12月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会议，总结了几年来有关血吸虫病科学研究工作的成果，研究了准备防治的各种措施，明确了综合性措施是今后防治血吸虫病工作的方向。

　　徐运北(中)担任卫生部副部长时，深入基层调查研究。

　　1955年11月17日，毛泽东专门请在北京的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来杭州，报告关于防治血吸虫病的情况。徐运北回忆道：“当我汇报现在病人多，治病还没有理想的药物时，毛主席说，要充分发挥科学家的作用，要研究更有效的防治药物和办法。当汇报到管理粪便、管理水源、消灭钉螺等任务艰巨时，毛主席说，要发动群众，不依靠群众是不行的，要使科学技术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省市委书记们插话谈到各地发病情况和群众的要求，都赞成要把血防工作和发展生产结合起来……”

　　徐运北(中)与医务人员交谈

　　毛泽东又指示徐运北要立即到疫区实地调研。后来，徐运北在回忆中说：“在疫区，我耳闻目睹，进一步认识到血吸虫病的危害，更加体会到毛主席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毛主席从方针政策到工作方法都作了明确具体的指示，使我受到的教育终生不忘!”

　　全县群众都被发动起来，每人带着一双筷子、一个小桶到疫区捡螺。

　　毛泽东根据调查到的这些资料，于1955年11月在杭州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在会上，毛泽东提出：“对血吸虫病要全面看，全面估计，它是危害人民健康最大的疾病，应该估计到它的严重性。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要消灭危害人民健康最大的疾病，防治血吸虫病要当作政治任务，各级党委要挂帅，要组织有关部门协作，人人动手，大搞群众运动。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

　　全国第二次防治血吸虫病会议原定1956年3月在上海召开。毛主席为此于3月3日、5日、7日，连续3次批示，询问血防会是否按期召开，准备情形如何?要当时中办主任电话告知上海和中央卫生部，应邀请福建、广东、广西、四川等有血吸虫病和钩虫病的省区派出代表到上海参加会议，并具体提出会议研讨的范围：“除讨论血吸虫病为主要任务以外，钩虫病及其他最严重的疾病也宜加以讨论”，并建议这样的会每年要开两次。

　　4月18日，中央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总结第二次血防会会议精神，向中共中央汇报《关于消灭血吸虫病问题的报告》。4月20日，毛主席就批示给当时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此件请印发五百份或更多些，分发党内外高级干部及25日到京的各省委书记。”在批发这个报告时，毛主席还加了题目和题下注，再次呼吁党内外对消灭血吸虫病的重视。

　　全民挖钉螺

　　毛泽东一直关注着这项工作的进展情况。他一面号召、部署和检查这项工作的贯彻执行情况，一面向有关专家学者调查研究彻底消灭血吸虫病的意见与科学方法。

　　1956年2月1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战斗号召。3月3日，毛泽东接到中国科学院水生动物专家秉志2月28日写给他的信：鉴于土埋灭螺容易复生，建议在消灭血吸虫病工作中，对捕获的钉螺采用火焚的办法，永绝后患。毛泽东看了非常高兴，当即指示卫生部照办。

　　特殊战争：消灭钉螺

　　从此，毛泽东到各地视察时，都要把血吸虫病当作必须了解和检查的内容。

　　1956年，毛泽东接见了广东省从事血防工作的陈心陶教授，听取了他对防治血吸虫病的意见。1957年7月7日，毛泽东在同上海各界人士的座谈会上，又特意向有关专家询问了防治血吸虫病的情况。1958年，毛泽东在安徽视察工作时，专门到省博物馆察看防治血吸虫病的规划图，查询进展情况，促其实现。

　　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江西省余江县首先消灭了血吸虫病的喜讯。消息传来，全国人民欢呼：中国人民有了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不管是天灾还是人祸，什么都可以战胜!

　　毛泽东主席读了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重点疫区江西省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病”这则消息后，激动不已，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新中国第一次抗击瘟疫取得重大战果，毛泽东如何能不激动?于是，连夜写下了《送瘟神》诗二首：

　　读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

　　其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毛泽东前诗首联“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抒发了诗人的悲愤心情。鱼米之乡，青山绿水、风景秀丽，可一个小小的血吸虫竟使大好河山萧杀黯淡，就连华佗这样的名医奈之不何。“绿水青山”与“枉自多”对举，“华佗”与“无奈”相联，强烈的反差、对比，寄寓了诗人多么深厚的感情，又饱含了人民大众多少苦楚!

　　毛泽东《七律二首·送瘟神》手迹

　　毛泽东是具有革命浪漫主义气质的诗人，《送瘟神》二首便是其革命浪漫主义的杰作之一，把对人民的深情和战胜瘟疫喜悦之情表达的淋漓尽致。

　　毛泽东因血吸虫病有两次夜不能寐：一次在杭州再次听到工作人员汇报疫情严重;一次是1958年《人民日报》报道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病。

　　毛泽东两次夜不能寐，体现出古人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忧人民之苦，乐人民之幸，这就是人民领袖毛泽东的情怀。

　　还记得上海市郊任屯村联名上书毛泽东的农民吗?毛泽东主席没有忘，专门请任屯村农民代表到北京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典礼，并亲切接见了他们，人民领袖与农民因上书血吸虫病和战胜血吸虫病而结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