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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句：说袁隆平杂交水稻(包括玉米、小麦等)良种实验成功划时代辉煌，是因为它划时代的解决了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很大部分的解决了世界人民的吃饭问题，且在不断的为中国为世界解决吃饭问题做贡献;还在于它为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中国的长足发展，奠定了牢固坚实的基础。说“分田到户”、“大包干”解决了我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实在是十分荒谬的说法。然而正是这个荒谬的说法误导了国人，掩盖了袁隆平等科学家的光辉。
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是改造自然的强大力量。毛主席把科技队伍、科技人员当宝贝，称大科学家钱学森“比5个师强多了”。
的确，科技的力量强大，强大得无法估量。可以说，科技产生的成果点缀着世界，灿烂着世界，辉煌着世界，也改造着世界。
世界上叫得响的科技成就比比皆是——锄、犁、石磨、织布机、拖拉机，文字、医术、青霉素，木轮车、自行车、摩托车、汽车、火车、帆船、轮船、飞机，电话、电报、手机，电动机、洗衣机、粉碎机、电视机、电冰箱、空调，集成电路、光纤通信、电脑、电脑网络，眼镜、显微镜、望远镜、雷达、射天望远镜，人造卫星、宇宙飞船、宇宙空间站、基因工程、全球定位系统，等等，等等，信手可拈，举不胜举。这些科技成果，件件显示着力量，显示着智慧，显示着社会的车轮滚滚向前。
有一些科技成就，让华夏人听了就振奋。我们古代就有四大发明：指南针、造纸、印刷术、火药。说起指南针，我们脑海里就会浮现出，当年郑和乘坐高大的宝船，带领庞大的船队，直挂云帆、乘风破浪下西洋的恢弘场面。郑和为何去回自如?有指南针指引方向。造纸术是书写材料的一次伟大革命，印刷术的发明，对人类文化的传播和保存，又是一个重大贡献。有了造纸和印刷术，才有了古今中外浩如烟海的图书。它们，储存着人类文明。说起火药，我们既振奋又愤怒。我国早在1200年前就发明了火药，它经过印度传给阿拉伯人，又由阿拉伯人经过西班牙传入欧洲。它大大推进了历史发展的进程，是欧洲文艺复兴的重要支柱之一。然而，自鸦片战争以来，洋人们正是用中国人发明的火药填进枪炮，打开中国的大门，使中华遭受了一百多年的屈辱和苦难。最让国人振奋的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两弹一星，它们有力的抗衡了帝国主义的核威胁和太空探求垄断，让新中国的腰板始终挺得直直的。如今，全球最大的计算机我们有了，最大的射天望远镜我们也有了，大国重器国产航母也下水了……
笔者以为有几项划时代科技成果特别值得推崇。
人类发展史上最早的意义重大的科技发明当首推燧人氏的“钻木取火”。试想想，人类如动物般茹毛饮血、生吞活剥，多么恐怖?人类特需要火。西方有神话讲，普罗米修斯从太阳神阿波罗那里盗走火种送给人类，自己甘受宙斯的处罚——被绑在高加索山，每日忍受风吹日晒和鹫鹰啄食。东方的我们则是自己钻木取火。我国远古的燧人氏，从山石相碰时往往产生火花受到启发，就以石击石，用产生的火花引燃火绒，生出火来，又从鸟啄燧木出现火花而受到启示，就折下燧木枝，钻木取火。燧人氏把这种方法教给了人们。“钻木取火”这一原始性的科技发明，使人类破天荒的学会了人工取火，继而开始了用火烤制食物、照明、取暖、冶炼等一系列有别于其他动物的活动，从此，人类开始告别茹毛饮血的野蛮习惯，逐步进人一个崭新的具有文明意义的生活阶段。
二是文字的发明。它使人类历史得以记录，使人类认识得以更好的积累与扩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没有文字，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明。
三是蒸汽机的发明。蒸汽机的出现，解决了大机器生产中最关键的问题，引起了18世纪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创造了巨大生产力，使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逐步确立起对世界的统治，世界形成了西方先进、东方落后的局面。工业革命开始后，英国对印度、东南亚的侵略加剧，印度、埃及、缅甸相继落为英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致使英国很快成为所谓的日不落帝国。工业革命似乎滋养了西方群狼，那是它们先拥有了工业革命，而东方又没有迎头赶上，怪不得蒸汽机、工业革命本身。可恨的是，蒸汽机时代，中国的满清王朝正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麻木愚昧的等着落后挨打，以致日后悲剧接着悲剧。
四是发电。电，一切电器的根本。没有电，一切当今意义上的现代化无法想象;没有电，当今人们的日常生活更无法想象。
五是袁隆平杂交水稻良种实验成功。袁隆平杂交水稻良种实验成功，为人类长久生存发展提供了保障。
袁隆平杂交水稻良种的培育成功，具有划时代意义
袁隆平杂交水稻以及李登海杂交玉米、李振声小麦良种的培育成功，具有划时代意义，也具有长久性意义。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有了它们，才解决了当今中国乃至世界人民赖以生存、发展的粮食问题。民以食为天，粮食对于中国、对于整个人类都至关重要。
缼粮之炼狱
大家知道，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解放后是致力要解决吃饭问题，提出全党大办农业，但是，直到他离开人世，都没来得及完全解决。而且，还在59-61年艰难的度过了三年灾荒岁月。
为什么59-61年会产生灾荒?当然也有人为的原因，如58年的冒进、浮夸、共产风之类，但根本的原因在于：一、中国的耕地资源匮乏。据统计，我国可耕土地总面积只占世界的7%;人均耕种面积严重不足，49年2.95亩，63年2.49亩，74年1.98亩，81年1.84亩，(现在不足1.4亩)。二、传统农业技术已无多少发展潜力，而新的农业科学技术成果又有待时日，粮食单产无法大力增长。三、中国的人口增长太快。解放后随着生活条件的极大改善，人口迅猛增长，49年5亿多，至60年就有6.44亿，70年8.09亿，80年9.78亿。只占世界7%的耕地，要养活世界差不多1/4的人口。总之，套用一位外国行家的话说，80年代以前，中国农业的传统技术已发展到了顶点，资源的使用也已到了顶点，人口的增长也更是达到了农业耕作所能支撑的的顶点，使得农村的生活只能维持在生存线水平，经不起自然灾害和战争等人为因素的破坏。
偏偏59-61年我国就是遇上了连续三年的特大自然灾害。360百科载：在1959年7月，华东地区长江发洪水。据灾害中心数据，因为淹水和接下来歉收所带来的饥荒，洪水直接带来的死亡人数估计达两百万，而且别的地区也多少受到影响。这场灾害被列为20世纪死亡人数最多的灾害的第七名。在1960年，55%的耕地或多或少遭受到干旱或者其它恶劣天气，其中60%的耕地根本就没有降雨。(大英百科全书1958年至1962年年鉴也报告了异常天气。)有些地区旱期长达300-400天，甚至库涸、井干、河断，人畜吃水困难。1959-1960年的大旱，灾害等级为3级重旱，频率为100年一遇。1959年中国粮食产量较1958年下降15%，而1960年产量又在此基础上再下降15%，全国各地的粮食、棉花产量跌落到相应1951年的水平。直到1962年，粮食产量才开始回升。(笔者说明：这几年的粮食产量可能不太实在，因为被58年的共产风搞怕了，各生产队普遍存在瞒产私分现象)
三年的大旱灾真是不得了啊。几十天甚至几个月不见雨，有时飘来几滴雨，连地上的灰都还没压住就又不见影了。那沟枯、地裂、井干、河断流的情景我见过，那缺水的恐怖我至今记忆犹新。我的老家在鄂西山地，家有两口水井。家旁一口，一般情况下就用此井之水就够。缺水时，就去另一口井取水。这另一口井，在住家斜方下几百米一块小沼泽地处，水源充足。可是到了59年突然就不行了，家旁一口井完全干涸，另一口井水量也严重不足，又有邻居加进来，就远远不够了。邻居家的水井干涸了，我们也不能不让别人用啊。于是，我们就在有水的这口井旁另挖了一口，可还是不够，最后发展到了抢水的地步。还好，达成君子协定：两家的水桶摆在井边，平均分配。旱情严重时，两个水井一夜只能渗出一担水，一个白天也同样只能渗出一担水，这一担水还只能是一只桶清水、一只桶浑水。二十四小时，两家人平均只能得一担水，一只清，一只浑。我家全家八口人吃用，每天一担水再怎么节约也不够，我父亲每天必须早起到几里路远的地方去挑水。天旱，远处水坑取水人多，有时还要排队，父亲一个早工也就能挑回一担水。我读三年级，挑不动水，可能够和弟弟抬水，一放假，近处取水就是我和弟弟妹妹的事。抬一桶水回家不简单，要经过几处乱石梯级路，正常情况下至少得半小时。那天我们抬着一桶水正爬着梯级路，弟不小心摔倒，扁担落地，我猝不及防，自然向后倒去，一桶水砸到我身上，水全泼完不算，我还得拼命护住木水桶，不然水桶就会掉下陡坎摔坏。回家母亲见我一身湿，身上几处伤，止不住的哭。好不容易止住了，又突然哭起来，这一次不是哭我，而是哭少了一桶水，咋办?
百年一遇的特大自然灾害，而且是连续三年，而我们的国家刚从废墟上建立起来才刚十年，没有抵御能力，特别是农业水利建设还相当薄弱，能没有大灾荒吗?自然灾荒来临。这灾荒也确实不得了。最艰难的时日，种粮人一天只几两粮。饭里掺菜、掺糠，还不能饱肚。我母亲说，没见过这样的干旱，要是在旧社会，那穷人就真不得了!从此，农村人按月发粮，城里人吃饭低限量，粮票、油票、肉票、布票紧起来。
吃饭问题不能很好解决，带来的负作用是极大的——使得我们不得不全党大办农业，不敢也不能甩开膀子上科技、干工业，快速走向现代化。
阴人之毒箭
正是这大灾荒，使得一些人借机对毛泽东这位让中人民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和无耻的抹黑。他们以偏概全、无限夸大，又以世俗小人、封建余孽、资本欲豁的肮脏心理进行涂写推演，使得污垢盖天、污水横流。
其实这也不足怪。那些一直迷恋西方体制意识、青睐皇帝老子、青睐汉奸卖国贼、为绞杀农民起义的刽子手树碑立传的人，那些嫉恨人民翻身、极度仇视人民领袖的人，他们自以为逮住了机会，就煞费苦心的找突破口狠捅软刀子，这是很自然的事。
前面已经说过，饥荒的产生，有人为因素。对于急于前进出现的过失，毛主席曾大力纠正(58年末就开始纠“风”，59年多次召开会议纠正错误)，且多次自我检讨，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也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灾荒来临，领袖们呕心沥血，带领全国人们同舟共济，艰苦奋斗，终于渡过难关。当时的百姓都知道，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公正和基本的均衡，那灾荒是不可想象的。其实，只要是有良心、讲客观的人，都会明白：不可再生的太少耕地，那么多人口，再怎么拼也那么低的粮食产量，又突然遇到百年不遇的特大自然灾害，在这样的情形下，即使领导百分之百的正确，灾荒也是不可避免的。解放仅十年时间，国家抵御灾害的能力有限，再加上外部又有赫鲁晓夫的背信弃义，重重叠加，国家能不艰难吗?
客观局限和特大自然灾害，是造成了59-61年艰难时期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这是事实，有人民的眼睛为证，有历史资料、气象资料为证。既然是事实，我们就应该坚决肯定，不得由阴毒小人牵着鼻子转。有问题，一是一，二是二，据实记载，引以为戒，不得任由胡说乱涂。
毛主席带领人民的艰苦奋斗，在极少数居心不良的人的阴暗心底是会抹掉的;外部局势，耕地、人口、产量等客观局限，百年不遇的特大自然灾害，居心不良的人是会视而不见的。我们不可奢望。而且，极少数居心不良的人挖空心思的寻找伟人的过失，挖空心思的无限夸大伟人时代的问题，挖空心思的用自己的肮脏灵魂来抹黑伟人的高尚人格，我都不奇怪。为什么，因为他们是阴毒小人，本性决定。
我只是在想：另有一些人(这些人不少)，他们或可还受过伟人及其先烈们的恩惠，怎么见小人乱涂鸦就跟着涂鸦，见小人吐唾沫就跟着吐唾沫?
我们中华民族遭受了一百多年，也可以说是几百年的欺凌，已经到了屈辱得不能再屈辱、悲哀得不能再悲哀的地步。是毛泽东带领共产党和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使之重新站立起来了;而且也正是毛泽东带领共产党和人民，在我们国家满目疮痍、遍地废墟、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了独立的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且还挑战“不可能”，使我们中国在极短的时间内拥有了两弹一星，打破了强敌的核垄断和太空垄断，让中国人能挺着腰板说话;更令人难忘的是，毛泽东他始终实践着、号召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的功绩是昭日月亮天地的，所以，人民尊他为中华民族的英雄，尊他为伟大领袖。美国的华盛顿在美国独立战争和建国中起了最重要的领导作用，美国人就尊称他为“美国国父”、“合众国之父”，美国人可以骂布什，可以骂奥巴马，当然也可以骂特朗普，就是不可以骂华盛顿;更没有人天天拿着显微镜在他身上找污点。而我们国家的这些人，你们怎么就没有起码的尊崇自己的民族英雄、自己的伟大领袖的意识呢?怎么就不能容忍自己的领袖有一些过失呢?你们德性何在?良心何在?有人会说，他们受蒙蔽了。受蒙蔽了就应该睁开眼，认真学习、认真研究，怎么能当别人的传声筒!要知道，正是他们紧忙跟着来瞎传播、瞎认定，三人成虎，才使得许多虚妄的东西被“坐实”!
我也在想：我们的理论研究部门，我们的正规媒体，你们怎么能长期容忍那些居心不良之人的无耻行径、恶毒行径，而且还是肆无忌惮的行径!更不可原谅的是，我们的某些打着人民招牌、打着共产党招牌的权威图书、权威网站还跟着瞎记载，瞎转载，瞎算领袖的帐!
我也在想，我国的宣传部门、我国的理论研究部门、我国的正规媒体，当你们缓过神来，意识到不可容忍之时，为什么不少人却还是大犯糊涂?——别人胡说“三份天灾七份人祸”，你们有些人也顺着“几份、几份”转圈;别人说“饿死了三千万、五千万”，你们有些人也跟着几千万、几千万的估算。其实，你们最有时间、最有资源澄清事实——当时国家的政策、领袖的言论、国内外的形势、气象资料，等等，都是有记载的，如果你们坐下来，仔细查看查看、整理整理，可能“三份、七份”的烂言颠倒过来也是夸大，而且“几份”“几份”的直接责任人都有哪些也就明明白白。至于饿死人的问题，你们就去别人编了故事的地方再调查，找一些过来人，问他们亲眼见到饿死了多少人，他们的亲人饿死了几位，问题就会一清二楚。用过硬的东西说话，破谎言、清污染，是你们的责任。
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
别有用心的阴毒小人的直接抹黑不是最可怕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直接抹黑，虽然如尖刀般直戳人们的心窝，但因它太露骨、太无限夸张、太刻意造假，必然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终究会遭到绝大多数人的唾弃，最后成为历史的垃圾，而被玷污者也最终会重现本色。
而我们相关部门、相关媒体的自己人犯大糊涂(或可还有卧底的别有用心的人制造大糊涂)则特别可怕。因为笔握在在他们手里，历史归他们撰写。他们犯大糊涂，他们或被牵着鼻子转、或无自信退三步，那就糟糕了，也就是说，伟人身上被泼上去的污垢虽然被洗了洗，但污痕却是留定了。这不特别可怕吗?请这些“自己人”特别注意，你们责任重大。同时，国家要监督他们，人民要监督他们，有“卧底”则要挖出来请他们亮相，让大家看清他们的嘴脸，且卷铺盖走人，不能人民养着人民的内奸。
以上似乎说走题了，其实没有，因为还是在说粮食问题。“阴人毒箭”也是因缺粮闹饥荒而树起靶子。可见缼粮多么可怕。
仓廪实之误读
话说回来。即使在平常年月，没有大的自然灾害，要提高粮食产量，要解决粮食问题，也是极为艰难的，本人有切身体会。本人是“老三届”的末一届，有三年直接参加山地农业劳动的经历，曾有双手伸出来共计25个血泡的光荣史。本人还做过7年的山区乡村教师，星期天在家干农活，每天亲眼见着农民的劳作，亲眼见着一块一块土地上的作物的孽变。我所在生产队队长很得力，全队的土地耕作得好。春耕过后，田间土粒，匀匀整整;田头地角，利利落落;田边小路，干干净净。放眼一望，一块块，一片片，错落有致，镶嵌于山岭与断崖之间，我感觉农民就是艺术家。徜徉其间，自身一切不如意也就忘之脑后。可是，秋收结果并不很理想，上好的土地，亩产(玉米)也不过三四百来斤，平均也就三百斤吧。遇到大旱，田边的庄稼干死了，产量更上不来。吃饭没问题，要想用粮喂牲畜就不够了，要用地多种经济作物更是不敢想。
有人做过统计，解放前我国粮食平均亩产六七十公斤，50-60年代一百公斤左右，70年代初一百五十公斤左右。农民不卖力吗?说不卖力那是扯淡，95%以上的农民是勤劳的。然而，上好的多年老种，上好的农家肥，讲究的精耕细作，插上牌来维护，结果也难突破两百公斤。没有人奋斗吗?如大寨般下力的人也不少，但多不见大成效。
可是，终于在八十年代初，粮食问题竟然被解决了，随后还逐年向好。
提起粮食问题解决的原因，人们多以为是土地承包责任制即分田到户，还似乎这答案是显而易见不需分说的事实。其实呢，是谬之千里的的误读。
细想想，在人口照样、耕地面积照样，土肥水种照样、耕作基本技术照样，没有其他重要新因素出现，分田到户就能解决吃饭问题?
有人以为，分田到户，极大地释放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不错，分田到户，农民的种地积极性是会有提高，但这种提高是有限度的。客观的说，它远不如解放初的土地改革后那样。解放前，几千年以来，贫苦农民自己没有土地，他们在地主的土地上脸朝黄土背朝天地辛勤劳作，可总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因此，他们是何等企盼自己有一份土地!土地改革，他们的企盼终成现实，那他们对所分土地的热情，那耕种自己土地的积极性自然难以估量。责任承包，农民们只是把自己纳入集体的土地再分回来，同土地改革之时不可同日而语。何况集体化以后，农民自己还有一亩左右的自留地、饲料地，他们的积极性早在自己的一亩地上释放着。同时，分田到户所激发的热情、积极性也是不能长期持续的，一年、两年而已。
千百年来，地主把土地租给农民，定量收租，这里除去高额剥削之外，不也是一种承包?农民再没积极性，为了养家糊口，不也得拼命劳作?拼命劳作有高产吗?没有，几乎平均亩产不过一百公斤。
再者，热情、积极性再高，使用传统种肥、传统耕作技术，又能提高多少粮食产量，能达到插牌试验田?而且，分田到户，土地细碎花，分地农民失去了农机统筹、水利兼顾的优势，种地积极性所带来的红利得大打折扣。说不定有些农民分田后生产所得还不如在集体所分。
事实是，分田后不久，不少土地不是种粮，而是种经济作物，尤其是山区。许多青年人的热情不在种地，而是热衷于卖木料、卖香菇，贩买贩卖，一段时间，有“全民经商”的夸张之说，抛荒土地现象也不少见。
总起来说，土地总量几乎不可增加(集体时土地增加的潜力已挖尽)，种粮的土地却在减少，而人口又是同样的高速增长。如此等等，讲凭土地责任制(分田到户大包干)带来的积极性就解决了粮食问题(吃饭问题)，那是妄说。因为我们不能说，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有多高，田地里产出的粮食就有多少;更何况，分田到户后农民的积极性主要不在种粮，而在经济，万元户是标杆。
如果要说土地责任制(分田到户)有贡献，那么它的贡献在于搞活了农村经济，在于为后来外出打工提供了自由劳动力，而不是解决了粮食问题。
其实，当年的“分田到户”，从某种角度上讲，也是迫不得已。搞人民公社，搞集体，要上下齐心，大家一心一意才搞得成。想想，推行“改革开放”，“思想解放”，一部分思想活泛的干部社员就开始琢磨自己怎么先富起来，于是，人在生产队里，而心思和精力却放到了个人搞活上。于是你“活泛”，我活泛，他活泛，大家活泛。心散了，集体还搞得下去?不如分田到户大包干。分田到户大包干，在当时也是势在必行。
解决粮食问题新要素
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解决粮食问题有两大新要素：一是以袁隆平培育的杂交水稻为代表的粮食作物良种的大推广、大普及;二是化肥、农药、农膜等大量上市。总之是一系列农业科技成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解决中国吃饭(粮食)问题上起了关键作用，而其中作用最大的则是袁隆平的杂交水稻良种!
有人可能要问：为什么事实上分田到户后就没出现过吃饭难的问题，而且肉、油都逐渐充足了呢?这不是奇了怪了?其实只要认真过一过脑，就会觉得并不奇怪，那是因为分田到户与我国水稻良种、玉米良种、小麦良种大推广以及化肥大出产品时间正好基本吻合。新因素出现、扩展了，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了，一亩地可抵两亩、三亩，一人劳作可抵两人三人，还不能解决粮食问题?当时有人说，以前我们拼命搞，亩产不过两三百斤，如今懒汉(此处有点偏颇)也能上八百。粮食一过关，何愁肉油?
良种、化肥等的增多是循序渐进的过程，一步一步，一年一年，粮食产量也是一年一年增产，究竟是哪一年够吃了，那一年足够养猪养牛了，人们似乎不知不觉。而土地承包、分田到户是显见的大事，其间不缺粮，且随后粮食逐渐充裕，于是，粮食问题解决的功劳就算在它身上了，“误读”就如此产生了。又有不少人喜欢如此记账，“误读”便成真理了。再经过不知实情的文化人及其媒体的一再渲染，就更是铁板钉钉了。但事实偏偏不是这样。
其实，要明了这个问题并不难，我们只要抛开想当然的先入思维定式，查一查文献记载，研究一下农业发展状况及规律，就会豁然开朗——
一、我国三大粮食品种——水稻、玉米、小麦良种培育成果。
1、袁隆平杂交水稻良种培育：
1964年开始，在中国首创水稻雄性不育研究
1964-1965年两年在稻田里找到了6株天然雄性不育的植株。
1966年2月28日，发表第一篇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刊登在中国科学院主编的《科学通报》，国家科委，引起高度重视。
1967年4月，袁隆平起草“安江农校水稻雄性不孕系选育计划”。6月，由袁隆平、李必湖、尹华奇组成的黔阳地区农校(安江农校改名)水稻雄性不育科研小组正式成立。
1969年冬，袁隆平、李必湖、尹华奇等到云南省元江县加速繁殖不育材料。
1970年秋，袁隆平带领科研小组李必湖、尹华奇来到海南岛崖县南江农场进行三季水稻实验条件良好的海南，进行研究试验。当年11月23日，在袁隆平关于“把杂交育种材料亲缘关系尽量拉大，用一种远缘的野生稻与栽培稻进行杂交”的构想指导下，助手李必湖和
冯克珊在海南岛南红农场找到“野败”，为籼型杂交稻三系配套打开了突破口。
1971年春，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成立杂交稻研究协作组，袁隆平调省农业科学院杂交稻研究协作组工作。
1972年3月，国家科委把杂交稻列为中国重点科研项目，组织协作攻关。袁隆平将“野败”材料分发到中国10多个省、市的30多个科研单位，用了上千个品种与“野败”进行了上万个测交和回交转育的试验，扩大了选择概率，加快了三系配套进程。是年，袁隆平选育成了中国第一个应用于生产的不育系二九南1号。
1973年，协作组通过测交找到了恢复系，攻克了“三系”配套难关。10月，袁隆平发表《利用“野败”选育三系的进展》的论文，正式宣告中国籼型杂交水稻“三系”已经配套。
1974年，袁隆平育成了中国第一个强优势杂交组合“南优2号”。在安江农校试种，667平方米产量628公斤。(翌年作晚稻栽培1.33公顷，667平方米产量511公斤。)
1975年袁隆平攻克了“制种关”，在湖南获大面积制种成功，为次年大面积推广种植作好了种子准备，使该项研究成果进入大面积推广阶段。12月，由农业部主持在广州召开南方13省(区)杂交水稻生产会议，部署加速推广杂交水稻。
1977年，袁隆平发表了《杂交水稻培育的实践和理论》与《杂交水稻制种与高产的关键技术》两篇重要论文。
1978年2月，出席中国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同年3月，出席中国科学大会并获奖;10月，晋升为湖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
1979年4月，首次出国出席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召开的科研会议，会上宣读他用英文写的《中国杂交水稻育种》的论文并即席答辩，与会者一致公认中国杂交水稻研究处于领先地位。12月，国务院授予袁隆平中国先进科技工作者与中国劳动模范的称号。
1980年5月，袁隆平应邀请赴美进行杂交稻制种技术指导。9月，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国际水稻研究所共同在湖南省农业科学院举办杂交稻技术国际培训班，袁隆平作为主讲人给来自10多个国家的专家讲授杂交水稻方面的主要课程。
1981年6月6日，袁隆平和籼型杂交水稻获中国第一个特等发明奖。
1982年被国际同行誉为“杂交水稻之父”。
大家特别注意三个信息：
一是1973年中国籼型杂交水稻“三系”已经配套，1974年袁隆平育成了中国第一个强优势杂交组合“南优2号”，在安江农校试种，亩产已达到628公斤;
二是1975年袁隆平攻克了“制种关”，在湖南获大面积制种成功，为次年大面积推广种植作好了种子准备;
三是1982年袁隆平被国际同行誉为“杂交水稻之父”。
可见，我国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水稻亩产量已经大幅度提高，甚至翻番。
当然，随后袁隆平的成就节节攀高：
2001年以来，袁隆平指导选育成大面积示范亩产800公斤。
2013年袁隆平科研团队攻关的国家第四期超级稻百亩示范片“Y两优900”中稻平均亩产达988.1公斤，创世界纪录。
2016年11月19日，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中国工程院院士罗锡文，以及相关技术专家、测产验收专家来到兴宁，对华南双季稻年亩产三千斤绿色高效模式攻关项目进行测产验收。现场实割测得晚稻平均亩产705.68公斤(干谷)。同样该攻关模式，2016年7月20日在兴宁经过专家组实割测得早稻平均亩产832.1公斤，加上本次实割产量，实现双季超级稻年亩产1537.78公斤，创双季稻产量世界纪录。
2018年5月22日，位于三亚水稻国家公园的有机覆膜直播试验示范田进行测产验收，测得亩产1065.3公斤，创下海南省水稻单产历史最高纪录。
2、李登海的杂交玉米良种培育：
李登海育成的第一个玉米良种是“掖单2号”，诞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经验收单产1553.2斤，首创我国夏玉米单产最高纪录。全国推广近20年，至今仍保持每年1000多万亩的种植面积。20世纪80年代后期，李登海又育成了掖单12号、掖单13号等亩产超吨粮的紧凑大穗型新一代玉米良种，其中掖单13号被全国16个省(市、区)审(认)定，创下全国年种植近5000万亩的纪录，被国家农业部列为“八五”、“九五”期间紧凑型玉米的主推品种。继“掖单”系列之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李登海又育成了抗病耐密、优势更强的登海1号、3号、9号等“登海”系列玉米新品种，在省级和国家级区试中表现突出，通过审定后快速推向全国，成为跨世纪的主推品种。
迄今，李登海亲手选育的40多个玉米良种的种植面积，最大年份占全国种植面积的1/3以上(农业部统计1997年种植面积占全国的38%，山东省的70%)，全国没有先例，世界也属罕见。
也请大家特别住这个信息：李登海育成的第一个玉米良种是“掖单2号”，诞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经验收单产1553.2斤(与传统品种比增产达四倍)。
3、李振声的杂交小麦良种培育：
360百科载：
李振声，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著名小麦遗传育种学家，中国小麦远缘杂交育种奠基人，有"当代后稷"和"中国小麦远缘杂交之父"之称。
1956年，响应国家支援大西北的号召，从中国科学院北京遗传选种实验馆奔赴西部一小镇--陕西杨陵(现为杨凌区)，在陕西省中国科学院西北植物研究所(现并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开始了小麦育种的研究。从此，李振声开始了在大西北31年的科研生涯。
经过20年的努力，他带领课题组克服了小麦远缘杂交不亲和、杂种后代不育、疯狂分离等困难，将偃麦草的抗病和抗逆基因转移到小麦当中，育成小偃麦八倍体，异附加系，异代换系，易位系和小偃4号、5号、6号、54号、81号等小偃系列小麦新品种，其中仅小偃6号就累计推广1.5亿亩，增产粮食40亿公斤。小偃系统衍生良种70多个，累计推广面积大概在3亿亩以上，增产小麦超过了75亿公斤。
科学网刘茂胜的博文—《小麦杂交育种奠基人李振声院士》载：我国著名小麦育种学家庄巧生院士，对小偃6号等品种作了如下的评价“李振声先生为首培育的以小偃6号为代表的小偃号系列小麦品种，其突出特点是兼备了丰产性、抗病性、某些抗逆性和良好加工品质，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起先后在黄淮流域主产麦区大面积推广。要着重提出的是，小偃6号的育成开创了我国小麦远缘杂交品种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应用的先例。它产量高，抗条锈病、叶枯病，耐旱、耐干热风，落黄好，加工品质好，蒸馒头色白，煮面条有筋力，烘烤面包也不错，是一个兼用型的优质麦，1982年大面积推广以来经久不衰，年最大种植面积曾达66.6万公顷(1000万亩)。”小偃6号，于1985年获国家科技发明一等奖。
请大家特别注意这个信息：李振声培育的小偃6号为代表的小偃号系列小麦品种，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起先后在黄淮流域主产麦区大面积推广。1982年大面积推广以来经久不衰。
二、对振兴我国工业特别是化肥工业有巨大影响的“43方案”。
百度载：1973年1月，国家计委向国务院建议在3至5年内引进价值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通称“四三方案”。之后在这个方案的基础上又追加了一批项目，计划总额51.4亿美元。这是中国继1950年代引进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之后，第二次大规模的技术引进。中国利用“四三方案”引进的设备，结合国产设备配套，兴建了26个大型工业项目，总投资约200亿元人民币，至1982年全部投产，成为198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四三方案”，所引进的26个项目中化肥厂就占了一半，设计产能合成氨390万吨、尿素620万吨，这些装置到1979年时绝大部分建成投产，迅速增加了每亩化肥的施用量。这在长期以农家肥为主的田里起了明显的增产效果。“四三方案”成为我国粮食过关的加速器。
现在大家都喜欢绿色食物，觉得化肥催长的作物不好吃，怕农药残留有害身体。但在当年，化肥、农药的确是为粮食增产做了大贡献的。只是后来，人们为了损事，放弃农家肥，且滥用农药，致使事情在一定程度上走向了反面。
请大家特别注意以下信息：
1973年的“四三方案”，引进26个项目，化肥厂就占一半。该方案总投资约200亿元人民币，1979年绝大部分建成投产，至1982年全部投产，成为上纪80年代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成为我国粮食过关的加速器。
重复四个应特别注意的信息：
1、1973年，中国籼型杂交水稻“三系”已经配套，1974年袁隆平育成了中国第一个强优势杂交组合“南优2号”，在安江农校试种，亩产已达到628公斤;1975年袁隆平攻克了“制种关”，在湖南获大面积制种成功，为次年(1976年)大面积推广种植作好了种子准备;1982年袁隆平被国际同行誉为“杂交水稻之父”。我国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水稻产量已经翻番。
2、李登海育成的第一个玉米良种是“掖单2号”，诞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经验收单产1553.2斤(与传统品种比增产达四倍)。
3、李振声培育的小偃6号为代表的小偃号系列小麦品种，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起先后在黄淮流域主产麦区大面积推广。1982年大面积推广以来经久不衰。
4、1973年的“四三方案”，引进26个项目，化肥厂就占一半。总投资约200亿元人民币，1979年绝大部分建成投产，1982年全部投产，成为198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自然也成为我国粮食过关的加速器。
再请注意：这些信息的大成功点都焦距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至八十年代初!
根据以上文献资料，可以得出不可辩驳的结论——
制约我国粮食增产的两大瓶颈——优良品种和化学肥料，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至八十年代初已完全突破。具体说来，我国的粮食作物良种培育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已大出成果，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已是大普及、大推广;化肥、农药，也于八十年代初在我国普遍应用，成为我国粮食增产的加速器。因此，我国粮食产量在八十年代成倍甚至成数倍增长。
吃饭问题在毛主席逝世年间(七十年代下半页)就已基本解决;八十年代上半页完全解决，可用粮食喂猪、饲养牛羊了，耕地也可以根据情况大力发展经济作物了。
解决我国粮食问题，有两大新要素，一是良种，一是化肥;贡献的最大、最突出的当数以袁隆平为代表的农业科学家。
当然，不是说科技决定一切。大家可以想一想，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时代对科学的重视、对科学家的尊重，没有毛泽东时代培育出的如袁隆平般的愿为国家贡献一切的大批科学家，能在实验条件远不如发达国家先进(在很多方面可以说是很落后)的情况下，有如此卓越的、领跑世界的划时代的粮食作物育种成就吗?没有一个安定、兴盛的国家，科技成果能够得以很好推广吗?当然不能。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的是，在一个独立自主的兴盛国家里，科技的力量强大无比，它能够改变国家面貌，进而改变世界面貌。
让人有些不解的是：袁隆平等农业科学家在粮食作物良种培育方面，于七十年后期至八十年代初期出了世界级的成果，这是中国人民最需要的成果，而当时的亦即“改革开放”后的高层领导人却似乎没有人专门提及它。可能是人们在忙大事，忙思想解放，忙批“两个凡是”，忙改革，忙“决定”，无暇顾及此等种子类“小”事，还有化肥、农药类“小”事。不见“小事”，而又听有人喊“分田到户”大丰收，有吃了，于是就有了“一包就灵”的结论。可见，“分田到户”解决了粮食问题在很多人的心里是“真的”，他们是真诚的传播了一个假信息。当然也不乏造假人。
说“分田到户”、“大包干”解决了我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实在是十分荒谬的说法。燃而正是这个荒谬的说法掩盖了袁隆平等科学家的光辉。
我国杂交水稻、杂交玉米、杂交小麦良种的培育成功，具有划时代意义
对袁隆平杂交水稻(包括李登海的杂交玉米、李振声的杂交小麦)良种培育成就的伟大意义，对中国的伟大意义，对世界的伟大意义，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认识。对此，人们有认识，有大认识，但认识得还不够充分。在国内，袁隆平的名声似乎还不如一个歌星或影视明星，而且还可能有农民对袁隆平这三个字陌生;在世界，连奥巴马就能获得诺贝尔奖，而袁隆平居然就是挂不上号!
说袁隆平杂交水稻(包括玉米、小麦等)良种实验成功划时代辉煌，是因为它划时代的解决了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很大部分的解决了世界人民的吃饭问题。且在不断的为中国为世界解决吃饭问题做贡献。
今天的我国，人们不但粗粮够吃，还挑吃细粮，满可以吃得满嘴流油。慢慢的，人们吃东西还讨厌流油了，还挑肥拣瘦了。古来俗语有云：“这是块肥肉，谁不想要?”，今天居然没多少人愿要“肥肉”了，自古以来的俗语被颠覆了。这正是以袁隆平为代表的科学家搞出的农业科技创造了奇迹!
袁隆平创造了奇迹，与西方某些国家死死盯住专利不同，而是与世界人民共享研究成果：80年就举办杂交稻技术国际培训班，给来自10多个国家的专家讲课。经常在国际水稻研究会议上作学术报告。多次应邀赴美、赴菲律宾、赴印度、赴印尼、赴日本、赴缅甸、赴埃及，进行杂交稻制种技术指导。总之，是让这一关乎人类基本生存的研究成果造福全人类。
袁隆平还在不断创造奇迹——
·培育出耐盐碱杂交水稻品种，在盐碱地里种水稻，在海水里种水稻。
耐盐碱杂交水稻亦即海水稻，能够在海水中生长。在现有自然存活的高耐盐碱性野生稻的基础上，利用遗传工程技术，选育出可供产业化推广的、盐度不低于1%盐度海水灌溉条件下、能正常生长且产量能达到200-300公斤/亩的水稻品种。全球有9.5亿公顷盐碱地，其中1亿公顷(15亿亩)在中国，2.8亿亩可以开发利用。
2016年10月14日，胶州湾北部设立30亩海水稻科研育种基地，袁隆平担任主任和首席科学家的“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成立，该机构也是国内首个国家级海水稻研究发展中心。2018年5月28日，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在青岛城阳、黑龙江大庆、陕西南泥湾、新疆喀什和浙江温州5个实验基地同时举行海水稻插秧活动。
•沙漠里种水稻。
人民日报济南(2018年)5月31日电(记者潘俊强)5月31日，记者从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带领的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团队获悉：5月26日，在来自印度、埃及、阿联酋等国专家的参与下，该团队对在迪拜热带沙漠地区实验种植的水稻进行测产，其中一个材料产量超过亩产500公斤，两个材料产量超过400公斤，在沙漠里种植水稻初获成功。迪拜将于6月下旬组织正式收割测产，根据测产结果，将从试种水稻中选取优势水稻材料，研发适合当地气候环境的杂交水稻品种。袁隆平海水稻研发团队此次选取了全球范围内包括耐盐碱水稻品种在内的不同类型水稻品种，在迪拜开展了在高温、低湿、地下水盐度高水位高的沙漠条件下进行品种试种实验，目的是初步掌握水稻在沙漠极端环境下的生长规律和水肥施用条件，为大规模、低成本地利用沙漠地下半咸水推广种植水稻做准备。
说袁隆平杂交水稻良种实验成功划时代辉煌，还在于它为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中国的长足发展，奠定了牢固坚实的基础。
人们说，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发展不好，这是极不公平的。
这是因为——
中国的经济基数极低。满清贵族统治中华二百六十余年，远距离的拉退中国，与西方列强相比，中国已处于极端落后的境地;又经列强长时期掠夺，中华历代积累的财富也被搜刮一空，还寅吃卯粮;又有军阀混战，更有日寇野蛮入侵。结果是中华大地一片狼藉、一片废墟，夹缝中则是地下资源换来的洋火、洋油、样布、洋钉……
要说新中国在极端落后、一穷二白的废墟上拼搏，又遭封锁、背叛、围堵，建国二十多年就能出两弹一星，就治理了黄淮河，就有了基本的铁路公路网络，就有了遍布各地的库坝、桥梁及山地梯田，就有了红旗渠，就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三线建设强劲展开，如此等等，已经是很惊人的了。拿我国与战后日本比较，那是幼稚的，因为他们高楼大夏受损，而我们是茅草屋被焚，二者不可相提并论。
然而，依毛泽东、周恩来的雄才大略，依以钱学森、李四光为代表的一大批忘我为国的知识精英的所焕发出来的惊人智慧，依十亿中国人民的勤劳顽强，毛主席逝世时期的中国经济，的确应该不止当时那个样。
其原因何在?
原因不少，众说纷纭。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它就是粮食问题、吃饭问题。
粮食问题不是单一问题。粮食不过关，肉食、食油也就不能过关，肉食、食油不过关，需要食用的粮食就更多。吃饭成问题，我们怎么办?我们不得不拼命大办农业。如此，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必将锁在农业，工业则不能大踏步前行，关乎我国崛起的现代化问题就困难重重。其实，从上面的阐述可见，粮食问题的解决就只差了这么一小步，但就是这一小步，造成了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尽如人意。
谁解决了袁隆平等科学家在粮食作物良种培育方面创造的奇迹，加上化肥、农膜、农药的成功应用，解决我国的粮食问题、吃饭问题，让我国得以甩开膀子干四化!万丈高楼靠基石，基础建牢，功莫大焉!
试想想，如果没有袁隆平等创造奇迹，我国八十年代还不能解决粮食问题，我国有“摸着石头过河”的起码资本?我国经得起八九十年代诸多乡镇企业办了垮、垮了办、办了再垮的折腾?特别是，如果吃不饱饭，谁个敢改制一度让大量工人下岗?
看看今天的特朗普，如果我们还未解决粮食问题，而且不能解决，那简直不敢想象。可以说，不解决粮食问题，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就永无大崛起、大出头之日。
值得庆贺、值得骄傲的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就秉承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思想，为我国召唤、造就了一大批忘我报国，且能改天换地的科学家队伍，袁隆平等农业科学家就是其中之一份。正是袁隆平等农业科学家的辉煌成果，解决了我国的粮食问题。解决了粮食问题，我们才得以甩开膀子干四化。甩开膀子干四化，我们国家才有了今天的举世瞩目的新面貌。我国能崛起至今天这个样，袁隆平等功不可没!
有人想喊袁隆平万岁，如果真能万岁，我也想喊，可是人不可能万岁，我们只能祝他健康长寿，祝他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开创的新时代不断为人民立新功!
2018年7月
(说明：1、此文写于2018年7月，今天再发，意在缅怀我国伟大的科学家袁隆平同志的丰功伟绩，且厘清“大包干”解决了我国吃饭问题的谎言。2、习近平主席在新中国成立九十周年之际签发主席令，为袁隆平等科学家授予了“共和国勋章”，我们该为袁隆平等科学家喝彩，也该为我们伟大的新时代喝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