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国国内又有新一轮疫情，呈现出多点扩散趋势。于是，国外有些人又开始大唱反调，甚至不乏幸灾乐祸之语。而这些人的观点，大体上延续了武汉暴发疫情之初的论调，也就是说，这次中国肯定是控制不了疫情了，天要塌了，中国要完了……

　　像这种论调，其实也就是中国崩溃论的翻版。美国和西方世界唱衰中国都持续几十年了，从邓搞改开之初就是这个论调，一边扶持中共党内的走资派，在高层策动和平演变，一边大肆宣扬中国即将崩溃，忽悠底层的广大人民群众再也找不着北。这次，有些人还特意引用去年张文宏的观点，说什么“当时就应该与病毒共存”，认为那时如果中国全面放开，与病毒共存，今天就不会面临的新一轮变种病毒来袭的疫情和被动局面，如此云云。

　　但看下来，这些观点根本都经不起推敲，要么缺乏科学依据，要么都缺乏最基本的常识。接下来就我们探讨一下疫情中的一些争议性的问题。第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到底能不能全面放开，与病毒共存?

　　针对这个问题，有些人总是喜欢混淆视听，他们拿新加坡，香港，澳大利亚，美国这些地方的防疫模式，来跟中国的模式对比。大意是说，如果中国放开了对疫情的控制，与病毒共存，结局就会更好。

　　但问题是，中国有多达十四亿人口，这并不是个小国，又是个社会主义国家。而像新加坡，香港，澳大利亚，美国，这些地方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或地区，是高度自由化的经济体，他们当然不可能通过“清零”模式有效地控制疫情。先不说理论上用社会的有效组织来控制疫情是不是可能，对于这些地方而言，它们的经济模式是基于私有制，高度开放的模式，还需要大量的自由移民，以及相应的市场化商业活动，一旦限制开放，限制自由化，这些经济体必然就会迅速萎缩。随后，它们以往的经济优势很快就会走向瓦解。

　　假如理解了这一点，自然会理解美国为何没法采用中国的模式进行有效防疫。这并不是说美国的医疗水平不先进，也不是说美国的科技不能支撑有效的防疫社会组织模式，更不是美国人不想防疫，而是因为美国的经济模式，它的宪法设计，私有制，高度自由化的生活方式，不利于防疫。但在这种情况下，疫情也并不会导致美国政府合法性的瓦解，因为正是富人群体在控制这种合法性的建构过程。疫情中，美国的资产阶级，实际上有丰富的资源，有效地自我防护，而对于无产阶级，大量的普通人，这种大面积感染实际上是难以避免的。尽管出现了近百万患者的死亡，这又会被解释为自然状态，最终受害者没法在美国法律框架中将问题归咎于政府和资产阶级。因此，美国虽有形式上的民主，但不可能因疫情就彻底修改宪法，更不可能重构所有制和社会组织形态。因此，美国的确无法有效控制疫情，这是美国只能采取“与病毒共存”模式的阶级根源。

　　至于其他地区，比如新加坡，香港，澳大利亚，以及欧洲的国家，它们的情况也是大同小异。而且，由于人口少，经济规模相对更小，死亡人数也较少，它们的政府所面临的防疫压力相对就更小。像美国那么大的国家，人口那么多，防疫压力极大，近百万患者死去，但因为经济压力的因素，它都不会采取清零政策。那么，对于其它中小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它们更不可能放弃经济利益转而维护大多数人尤其是无产阶级在疫情中的人权和生存权。

　　那么，再看中国的情况。首先，假如中国也采取美国的模式，放弃病毒清零政策，十四亿人口，这要产生多少危重症患者?地球上有这么多的医院和医疗资源救治这些病人吗?其次，中国这么庞大的人口，假如放开让病毒四处传播，演化，最后到底会形成什么样的全新病毒变种?即使在科学研究上，这也很难准确预测，恐怕没有人有足够的把握，能证明与病毒共存的模式就真的更安全。再次，这个放开的过程其实又是不可逆的，一旦放弃病毒清零政策，等病毒扩散开，那可就再没有后悔药。因此，在科学研究都缺乏有效证据支持与病毒共存模式的情况下，当然绝不能放弃病毒清零政策。

　　此外，除了科学层面的分析，防疫还涉及政治因素。迄今为止，中国的政府机制，至少在名义上，还没有放弃无产阶级政权的定位，它必须考虑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安危，而不能只以资产阶级的需求为首要考虑。因此，一旦放弃病毒清零机制，随着病毒全面扩散，中国的医疗条件还远不如发达国家，感染者，死亡人数，累积起来会非常惊人，甚至要突破千万。那么，一旦造成这么多的患者死亡，谁来承担责任?这时，中国政府可不能像美国那样，把责任推给天灾，这就难免会引发中国的政治动荡，而这又正是海外媒体乐于看到的结局。

　　因此，中美之间的两种防疫模式之争，其实也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较量。然而，身处这场旷日持久也前所未有的严峻疫情之中，很多人却始终都意识不到：防疫模式的深层差异，本身就足以体现出阶级斗争的残酷特性以及不同意识形态的激烈斗争。归根到底，美国的防疫模式和宣传口径，跟中国的防疫模式和舆论导向之所以完全相反，其关键就体现于公共权力到底在维护谁的利益?是维护少数人，为富人服务，保护资产阶级的特权，还是维护大多数人，为人民服务，保护无产阶级的人权和生存权?那么，中国当然只能选择为人民服务的防疫道路，这正是中国同美国的根本差异。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第二个重要问题，中国的病毒清零机制，是否又是一种有效的可持续的模式?认清这个问题当然也很重要。但明显与反对者的观点相反，此前从武汉爆发疫情的案例来看，这种清零模式当然是有效的。当时，中国全面动员国内力量，成功地控制了几乎已经失控、正在全面扩散的极其严重的疫情。这本身就已经成为人类医学史上的一大奇迹。而此后的长时间有效管控，动态的清零，极低的感染者和病故人数，说明这种模式是成功的，也是可持续的。

　　如果进一步分析，中国的这种成功防疫模式，其实是通过人民政府的权力来深入基层的社会组织架构，全面动员人民群众，这就既能有效地集中社会中分散的各种资源和力量，又能有效地策动人们的集体行为，重塑集体行动的逻辑，可以针对重大社会问题重点推进全社会的首要目标。这样可以把分散的目标协同起来，保持一致，在面对病毒的扩散时，大家就可以群策群力，人们普遍约束各自自由散漫的行为，针对个别感染者再快速实现集中隔离，这就可以有效地控制疫情的扩散。这是中国模式跟西方模式很大的区别。

　　实际上，中国的防疫模式之所以成功，这主要是源于毛泽东时代留下的社会主义传统，以及不断深入基层发动群众的文化革命遗产，而并非源于邓小平的改开路线。试想，假如按照邓小平提倡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以及“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的改开逻辑，尤其是不问黑猫白猫的“利润至上”，“胆子再大一点”，“一切向前看”，这样发展下去，指望大批的私有化医疗系统来发挥核心作用，那中国根本没法形成强大的协同防疫和集体行动，防疫必然会失败，结局会跟美国大同小异。

　　当然，当身处二十一世纪，一些最新的技术手段，比如随处可见的摄像头，人脸识别系统，网络集成化的信息系统，等等，这些新生事物也确实都有利于中国防疫模式实现现代化，有助于迅速发现病毒的源头，提升了快速防疫的效率。但在本质上，中国的病毒清零模式之所以可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势，政府的有效决策，群众的密切配合，上下一致，集体行动，共度难关，这其实是源于毛泽东思想。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最终，“一切又都是为了群众”。而这正是迄今为止人类能找到的最先进有效的人民群众防疫抗疫模式。

　　然而，到了最近这个阶段，国内很多人对由防疫模式之争而体现出的阶级斗争现象仍认识不清。为什么本来已经控制住的疫情，突然又开始失控了?这其中就有几个复杂的干扰因素。第一个因素，很可能主要是源于此前有一部分媒体不断炒作，甚至还歌功颂德，使劲吹捧国内的一些防疫成绩，这就导致一些官员忘乎所以，随之放松警惕，进而在工作中出现了严重的疏漏。比如上海的防疫过程，此前本来是很成功的，结果几个月前突然就开始有些媒体不断唱赞歌，鼓吹什么“上海模式最优秀”，“瓷器店里打老鼠”，把一家小小的奶茶店单独划出来，作为重点防疫区，以此凸显上海防疫模式的特殊性和先进性。

　　本来，上海的成功防疫都是很正常的操作，并不需要这种吹捧。因为真正的防疫功臣，并不会是少数专家学者，更不是几个政府官员的决策，而是人民的政府和人民群众上下一心，密切配合，这也正是毛泽东思想总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的伟大魔力。这种神奇魔力，真正是源于人民群众的无穷无尽的力量源泉。但此前的成功，却导致一些媒体莫名其妙地使劲吹捧，最后使得一些地方官员开始飘飘然。此后不久，就有人在工作中出现疏漏。据媒体报道，上海的疫情扩散原因，竟然是位于市中心的华亭酒店，在接待大批香港隔离旅客时，缺乏常识，共用中央空调系统，导致被隔离的旅客大量感染，最终把病毒扩散到全上海。而吉林的情况也是类似的，堂堂一所大学，竟然搞得病毒在学生宿舍中全面扩散，不得不整体隔离。像这种低级失误，本不应该出现。

　　此外，加剧疫情扩散的另一个间接原因，同样是源于一部分海内外的媒体，始终别有用心，使劲煽动鼓吹与病毒共存的所谓成功模式，进而不断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病毒清零模式，这逐渐地就造成思想舆论的混乱。国内一些人甚至开始动摇，怀疑中国的成功防疫模式，对疫情的认知出了问题。而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决策也混乱，这都不利于把病毒拒之于国门之外，加剧了这轮疫情的扩散。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深圳，此前香港疫情已经失控了，深圳作为最直接受的冲击者，却麻痹大意，缺乏高度的警惕。这种现象本不应该出现。

　　尤其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经济和贸易上的过于密切的联系，导致中国大陆地区跟海外，尤其是跟港台、新加坡等地，存在过多的人员往来。本来，从病毒清零的角度，人民群众的安危高于一切，国际贸易和区域经济活动应当放缓，服务于防疫目标。中国应当更有效地限制不必要的人员往来。但是，一部分专家学者，却跟美国的资产阶级一个论调，以经济发展为借口，百般狡辩，继续使劲鼓吹全球化、自由化和对外开放政策。殊不知，这些错误政策也正是造成疫情病毒快速扩散并席卷全球的根源。然而，少数资产阶级代理人却依然坚持已被证明为错误的决策方向，这正是加剧新一轮疫情扩散的宏观政策背景。

　　在这种情况下，面对新一轮疫情冲击，中国的正确选择，绝不是放弃病毒清零机制。相反，中国一方面应当大力弘扬毛泽东思想，全面发动人民群众，万众一心，塑造共识，更有效地集体防疫抗疫;另一方面，中国绝不能再沉迷于所谓全球化、自由化的神话以及充斥于改开时代的各种海外幻觉，而应当更有效地管控自己的边境线，严格地限制外来的病毒携带者随意在中国落地。

　　中国国内媒体亟需认识到，正因为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遗产，中国的防疫才会如此成功。病毒清零政策，成功地保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和健康，中国的十四亿人民因而也一定会共度难关，最终创造奇迹，在这次疫情中笑傲全球。相反，假如一些主流舆论继续被资产阶级控制的论调不断忽悠，打着“改开”旗号，放弃毛泽东思想，转而“与资产阶级的病毒共存”，那中国的广大人民群众，一定是“吃二茬苦，受二茬罪”，最终将付出惨痛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