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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医疗领域出了一件事，震动全国。这件事就是用来治疗心脏病的支架的价钱从一万三，一下子降到七百，国家统一釆购价最低的更是只有四百九。
这让全国人民很惊讶，几百钱的东西卖到一万三，这得赚多少黑心钱?
其实，心脏支架卖到一万三还不是最贵的，据说，外国进口的能高达三万到五万。(这个价格本文不讨论)
笔者写过一篇文章，叫《公费医疗义利辩》，说得是医疗领域使用公费是义利兼得，二者和谐统一。
心脏支架这次大降价，对中国的医疗状况提出新的课题，公费医疗的义利关系可更广泛地进行讨论，于是有这篇《公费医疗义利再辩》。
有资料说，中国的心脏病患者高达三亿。
心脏支架应用广泛，假如一个患者需一个支架，每个一万三，总价就是三万九千亿，而如果单价是七百，则总价就是二千七百亿，二者差价是三万六千三百亿。
可见，降价后的费用连原价零头的三分之一都不到。
现在要讨论的是，这个差价谁出?谁得?
谁出呢?看似谁病谁安装谁出，其实不是，医保用户按报销百分之八十计，国家花的钱是大头，达二万九千二百亿。当然这些钱是国家从全体人民中收集起来的。
而每个病人支出的费用是一万三千元的百分之二十，即二千六百元，这些钱是不包含在国家收集的总医疗费规模当中，是病人从其本应用于其他消费的钱转移到医疗领域。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病人所使用的医疗费用的80%是全国人民共同负担，20%是病人自己负担。但不管怎样，病人也是人民的一员，可以说全国人民担负了这些费用，人民仅这一项就多掏了三万六千三百亿。
谁得了这些钱呢?
第一，厂家，成本+利润，成本不用说，关键是利润，这个利润肯定高得离谱，无疑是老板获得，第二是中间环节，其中包括经销商人和掮客(医药代表)。第三是医院的利润和医生的回扣。
瓜分这些钱的三个环节比较复杂，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如工厂、私营商业和医院老板是资本家，则国家医疗费用就转移到私人手中。第二种情况，工厂，经销环节和医院属国有，则其利润归国家。这些钱又参与到再分配当中。而使产品的价格严重脱离价值，不管怎样，都是不正常的现象，也是公有医药、医疗机构不应该去做的事情。
至于医药代表和医生回扣所得属于社会腐败范畴，是不当得利。
根据以上分类，可得出如下结论：
一、生产方，为病人生产支架救人性命的行为，包含有义的成份，但是他们生产的目的是利润，于是这个本来的义却被冲淡，甚至被泯灭。这样就成为一种为利而生产的行为，无所谓义。
二、流通环节，也是为利而进行，无所谓义，
三、医院和医生为病人治病，本是大义行为，但他们却也是为了利，这使得他们的义被严重折扣，不否认医生治病救人是义，但病人获得医疗的同时，却并不感谢医院和医生，甚至因为高额医疗费对医院和医生作出负面评价，本来的大义却变成了大恶，即病人把医生说成是一一白衣杀手。
综此，在医疗领域私有制存在的情况下，医疗产品生产、流通和使用整个过程都贯穿着利，而鲜少有义。
公有制的工厂、医院和医生也与私有制同流合污，共同谋算侵吞国家和人民的医疗资金。
以下再讨论一些其他方面。
中国有三亿心脏病患者，能使用起高价支架的人不多。有多少人因用不起支架而提早死亡，也没法统计，肯定有不少人因为太贵用不起而死的，常言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是大义。而病人因无钱导致病不治，与杀人相差不远，见死不救，是大不义。
一万三的支架降到七百，这意味着原来治一个人的钱，现在能治十八个人，还多。一和十七比，这是多骇人听闻的比例!
价格降到七百，其实还包含着利润，这个利润有多大，是可以计算的。
心脏支架极其细微，所使用原料的价值甚至可忽略不计，制造支架用不锈钢丝，可用毫克计算，家庭炒菜的铲子就是不锈钢，据说可制几千个支架，铲子是十块钱买的，假如可制一千个支架，原料成本是一分钱，可见极其低廉。
技术也很成熟，生产的费用也不会很高。
专业方面会和以上说的有所不同，但预计也差不到哪里。
研制开发以及机器等折旧用的钱不会少，但从以前高价支架赚的钱可能早就可以补偿技术发明及设备制造的费用了。现在的支架成本预计很低，起码远远低于七百元。
例如再降低一半，就是350元，原来的一万三，就能救37个人，再降低一半，就能救74个人，这对社会该有多大的好处，该是多么高尚的社会大义啊!
成本降低是不言而喻的，有个故事说，我国以前有种机器不会生产，向外国购买，外国人非卖九千万不可，我国嫌贵求降价，外国卡脖子不降，我们自己造出，不到500万，一下子就是8500万的差价。支架的情况与此类似。
有人说，价格太便宜了，敢不敢用。这不是问题，质量和价格并不矛盾，心脏支架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技术是成熟的，要相信中国不比外国差，前几年有个故事说，中国不会造圆珠笔尖上的小钢珠的钢，只有日本会造，还说你中国会造高铁、神舟、东风，也没啥了不起，会造圆珠笔的小钢球那才叫牛。谁知没几天，太原钢铁厂就炼出钢制成小钢珠，啪啪打脸，太原钢铁工人说，全世界用不了几吨这种钢，批量太小，趁不住造，心脏支架制造也与此类似。
现在我国的医疗制度是公私并存，医疗作为社会中最能体现义的领域，却沦落为逐利的泥淖，让人无语。
《公费医疗义利辩》中说，新冠瘟疫那么大的病用公费医疗都好，就别说别的小病了，用公费肯定好，这些小病中就包括心脏病。
这里要强调，只要是病，就没有小的，说心脏病小是相对于瘟疫的高传染性而言。对人来说，只要是病，就是了不得的大事，心腹之患要治，癣疥之疾也不能掉以轻心。
医疗是治病救人的大事，以前不能公费治病，那是没办法的事，现在有条件了，实行公费治病，利国利民，义利兼得，善莫大焉!
以心脏支架为例，国家建设经营制造厂，以医院病人需求为依据计划生产，直接和医院对接，省去流通环节。这是完全可办到的。
工厂，医院设施都从医疗基金统筹，医生工资也从基金划拨，医护人员工资待遇从优，严格纪律，不收红包。医疗领域就成了大义的场所。
仅心脏支架一项，按上文计算，高价与低价的价差就达三万多亿，这些钱建工厂医院，支付医生工资应该够用，把所有医疗科室人员统筹使用，可以更加省钱，更加有效。
今年瘟疫证明中医药大有用处，而中医药特点是高效价廉，可以大量节约经费。也可动员人民采集和种养中药材，作为人们医疗费用，既可利用闲散土地资源，又可丰富人民的日常生活。
心脏支架降价事件说明，私人可利用疾病疯狂聚敛，行大不义。与其让私有制破坏社会大义，何不国家挺身而出，担负治病救人大义，让健康和谐遍布中华神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