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新中国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因为它是在新中国医治好战争创伤，顶住了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与经济封锁，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好形势下召开的，它要议定所面临的历史性重大课题。这就是：在基本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之后，怎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问题。然而对这个大会所作的决议恰恰在国内基本矛盾这一政治经济学重要理论认识上发生分歧，而且唯有毛泽东提出了异议。根据王光美的回忆，八大结束后的第三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就对刘少奇说，八大关于国内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确。刘少奇听了表示震惊。八大之后，毛泽东在党的重要会议上多次对该决议的临时增述提出批评，直到他晚年的1967年11月，他还很生气地说：“八大决议不通过大会主席团，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就通过了。刚通过，我就反对。”这惊人地反映了党内对社会基本矛盾的不同认识，而这一分歧却始终是党内路线之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根源。

　　一、毛泽东主导八大召开会后却反对决议关键提法

　　大量档案材料表明，八大从筹备到召开都是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他对体现大会精神的几个主要报告都进行了极为认真的研究，尤其对政治报告的修改到了精心雕琢的地步，他六次召集起草委员会讨论，又两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他对政治报告逐字逐句进行了推敲和修改，在保存下来的80多份修改稿中，经他亲手修改的就有21份，批语多达28条。可见他对这次大会的高度重视。

　　八大政治决议报告也是在毛泽东主持下，由陈伯达和胡乔木负责起草的。毛泽东多次约请两人讨论决议稿的修改问题，并提交大会代表讨论过两次，提交大会主席团讨论过三次，决议草案经过了五稿修改。决议的中心思想是：面对“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毛泽东对此并毫无异议。但是，离大会闭幕式仅有一个小时的时候，给毛泽东送来将要宣读的决议稿，此述之后却新加一句论述：“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根据现存档案，在写有“定稿”字样的决议(草案)印刷稿上，可以看到这句临时新加写的论述。据胡乔木说，加写这句话是陈伯达的主意。由于大会马上就要闭幕了，不可能再把稿子拿到大会主席团讨论，想改也已经来不及了，毛泽东只好签发，过后毛泽东越想越觉得不妥，但已经被大会一致通过。事后毛泽东很不满意，认为当时他是被迫签字，临时匆忙签字的。

　　毛泽东对这次大会倾注了大量心血，反映了他对大会的很高期望。他满怀信心地期待，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新中国，将会迎来一场改天换地的大变化，彻底改变中国近代一百多年来积贫积弱、受人欺负的悲惨局面，实现他自17岁就立志奋斗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八大筹备会议上，他语重心长地说：“这次大会要解决什么问题?达到什么目的?总的说来，就是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他很豪迈地提出了要在五六十年内赶上和超过美国的设想。他说：“假如我们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应该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在这个向全党充满豪情壮志的宣示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毛泽东从内心深处发出的对中华民族光明前途的无限憧憬和无比自信。那么，毛泽东为什么对那句被临时增写论述如此极为不满呢?

　　二、决议增论既违背马克思主义又脱离中国实际

　　毛泽东在1959年组织高层干部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就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互关系的基本矛盾问题有一段相当完整的科学论述，他说：“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

　　这就是说，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点，无产阶级推翻了旧政权，还要建设新政权，在上层建筑领域里开展文化革命和教育改革，全面变革和建设新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这是其一。其二，新的生产关系只能在全新的上层建筑条件下才可以搞好。只有“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的新生产关系才是“先进”的生产关系，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生产关系，就是必须对其进行改造的“落后的生产关系”。其三，“生产力的大发展”，“物质基础的增强”，要以“生产关系的搞好”为前提条件;陈伯达等人关于“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提法，既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又脱离生产力实际，岂不完全否定了工农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创造性第一要素以及新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主人公的地位吗?即使是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客观基本矛盾的规律依然是不能违背的，依然要以此为纲来研究，辩证地对待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孤立地发展生产力。

　　那句临讲塞进决议的论述，即“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就违背了上述原理，它显然隐含着以下两层涵意：一是认为新中国的生产关系已经跑到生产力前面去了，新中国的社会制度已经冒进了;二是认为中国的生产关系既然已经跑到了生产力前面去了，足够先进了，以后生产关系就不需要再改革，只剩下发展生产力这个任务了。这个增述看法问题，当时就引起了我国理论界的广泛质疑和激烈争论，在八大结束后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全国就有20多种报刊展开讨论，许多刊物还开辟了专栏。但是，当时谁也没有意识到，这个偏面而错误的“论述”恰恰是“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论的继续。正是这一理论分歧导致党内一系列路线之争。

　　“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是建国初期刘少奇代表中央提出的一项所谓“战略任务”。1951年3月28日，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我们现在是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将来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最后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而斗争。”这就是说，新中国成立后就是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就是主张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坚持新民主主义制度，还要依靠资产阶级来发展经济，让资产阶级放手发展资本主义。他还在天津市召集资本家开座谈会，鼓励并期待其“剥削有功”。这就不要无产阶级乘胜继续革命，即不要急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三大改造，实质是人民民主专政不要转变为无产阶级专政。这不是偶然的，如刘少奇在1939年7月在延安马列学院作《论共产员的修养》演讲，引用了马列主义的诸多论述，但始终避讲“无产阶级专政”问题。

　　八大决议定稿临时所加的那句话，仅从字面上看，决议上被毛泽东认可的“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状况之间的矛盾”，与决议定稿里加进去的“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在内涵上似乎差不多，其实很不然。自有人类以来，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其现实生活条件之间始终存在着矛盾，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是如此。在阶级社会里，占人口大多数的被压迫劳动阶级失去了自己争取美好生活的权利，只有在他们取得了社会主导地位之后才有这种可能。只有在这时候，他们才可能把解决“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状况之间的矛盾”作为“当前的主要任务”。简明扼要地来说，解决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矛盾是一个衡常的“任务”，而解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则是完成这个任务的前提条件和动力来源。

　　毛泽东的观点，不仅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也是从新中国的实际所得出的结论。从1949年的全国解放到1956年的八大召开，短短几年就使一个满目疮痍的落后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发展速度超过了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令全世界刮目相看。这是什么原因呢?论人，还是那些人;论资源，还是那些资源，但唯一改变的就是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的变革。这正是新中国成立后经三年国民经济恢复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

　　毛泽东特别指出，新中国刚一建立，“我们立即没收了占全国工业、运输业固定资产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转变为全民所有。”“没收了全部官僚资本，就把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部分消灭了。”对国计民生起关键和主导作用的经济基础已经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性质，因此，“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新中国成立后短短几年所获得的生产力大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正是这部分已经转变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基础。

　　另一个涉及面最广因而极为重要的社会变革是农村合作化。世界历史已经证明，以分散的个体生产为特点的小农经济“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是实现工业化的障碍。所有西方发达国家都经历了改革小农经济的过程。问题是，在新中国的现实条件下，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改革之路。毛泽东指出：“发展农业可以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资本主义道路：让农民的命运掌握在地主、富农和投机商人的手里，极少数人发财而大多数人贫困和不断破产。一条是社会主义道路：让农民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掌握自己的命运，共同富裕和共同繁荣。”毛泽东分析了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的情况是，由于人多地少，时有灾荒和经营方法落后，致使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六七十的贫农和下中农仍然有困难。他们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自然灾害，只有联合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近代一百多年来，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也没有解决得了农业农村的贫困落后问题。因此毛泽东断定，中国的大多数农民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而中国共产党又是能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与此相关，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在我国的条件下，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到八大召开前夕，实践已经证明了农村生产关系的改革大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调动了农民的积极主动性和创造精神，不仅粮食连年增产，农民收入普遍增加，而且显示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机械耕作与机械排灌等方面的发展前景，还带动了城市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与毛泽东对农业集体化始终一贯大力推进的态度有所不同，他当时对残余的民族资本主义抱有一定程度的保留和利用的态度。1956年12月7日，毛泽东邀集全国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在京的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座谈。他说:“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没有资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上海的地下工厂同国有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要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裤腿一长一短，扣子没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了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充足。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没收。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厂。”

　　这段话，现在读起来也许会似乎有点奇怪，然而以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关系的观点来看却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在控制国计民生的主要行业已经消灭了资本主义、实行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大部分民族资本主义已经实现了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情况下，只要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留一点资本主义的尾巴是有益无害的。这部分残留的私营工商业可以弥补“合作工厂做的衣服裤腿一长一短，扣子没眼，质量差”这类问题，适应了“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这种情况，有点竞争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有新兴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就不怕残余民族资产阶级造反。当然，毛泽东也不会刻意去阻挡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浪潮，但后来他也从来没有提出什么“割资本主义尾巴”之类的口号。如王震后来回忆，“当面亲自听到”，在文革中有人提出“要割资本主义尾巴”时，毛泽东说，“还是留一点吧!割尾巴，那还不割出血来，还能不疼?”新中国建设初期适当利用资本主义还是必要的。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毛泽东对捍卫农村集体化是持极为坚定态度的，他甚至讲过即使冒着党发生分裂的危险，也要坚决反对回到单干。他指出问题的尖锐性在于：“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会主义，那就要两头落空。”这里讲的“落空”，就是指，在落后的个体小农经济条件下，不仅农业农村的发展落空，而且中国工业化、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必定要落空。这是毛泽东绝对不能容忍的。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时向身边干部袒露了自己对这个问题从更大的政治与国家安全的角度所作的思考：“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与此同时，在保障农村集体化的前提下，毛泽东主张积极发展农村商品经济。他在1958年人民公社刚刚兴起的时候就提出：“公社要多搞商品生产”。他在1958年11月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多次批评当时党内否定商品经济的极左思想，他认为“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态度，“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毛泽东进一步研究指出:“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这表明，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共同富裕的前提下，利用商品经济的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经济范畴，是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不仅不违背马克思主义，而且是一种从中国实际出发，严肃地遵循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基本原理的态度。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所记载，1970年至1976年期间，农村“五小”工业和社队企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正是毛泽东政治经济学这个理论付诸实践的具体成果。中国后来实行改革开放，出现的农村富裕乡镇，毫无例外都是享受了社队企业发展红利的;其中坚持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制度的大寨大队、华西村、南街村、周家庄等一大批乡村确实实现了共同富裕的目标。

　　三、公有制生产关系还有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问题

　　社会基本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问题在于如何认识，如何对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社会基本矛盾的核心问题，阶级立场不同、世界观不同、利益诉求不同，必然发生分歧，产生矛盾，形成不同的实践，最终会影响到生产力的发展。

　　1956年八大召开前后，毛泽东曾经满怀欣喜地期待着，随着社会制度、生产关系的大变革，生产力将会获得极大的解放，生产力解放的显著特征就是人民群众高涨的生产积极主动性和创造精神。毛泽东热情洋溢地赞颂人民公社社员群众的这种高昂的精神状态，他说，“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现在这个高涨的群众情绪，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没有见过。”“我们这个民族现在的热情、热潮，就像打破原子核释放出热能出来。”

　　然而，毛泽东很快“又没有快乐的日子了”。他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以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中没有解决甚至没有认真研究过的问题：在所有制解决以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关系还有没有阻碍生产力发展而必须改革的东西呢?他发觉,“党、政和群众，工厂的领导和职工，合作社的领导和社员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还没有解决。“如在基层，厂长、党委书记、工会主席和职工之间，并不平等，群众把他们称为官，党、政、工、团是四大领袖。”

　　毛泽东在1958 年北戴河会议上说：“所有制改变以后，人们的平等关系不会自然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对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相互关系、分配三个部分及其相互关系，他们接触到了，但没有展开。我看经济学上没有讲清楚这一条。”在政治经济学里，“马克思主义关于平等、民主、说服和人们相互关系、打成一片的思想，没有发挥。”毛泽东明确指出：“人们在劳动中的相互关系，是生产关系中的重要部分。搞生产关系，不搞相互关系，是不可能的。”劳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

　　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科学论断。这个论断表明，在建立了社会主义所有制以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还必须解决“人们在劳动中的相互关系”问题，它“是生产关系中的重要部分”，是直接关系能否合理对待劳动人民主人公地位和利益，能否充分发挥劳动人民积极主动性和创造精神的大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仍然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很显然，在马克思编著《资本论》创立马克思主义的那个资本主义时代，还不可能深入讨论这个问题，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也不可能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找到现成答案，而必须结合实际，继续进行探索的一个新问题。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解决了没有呢?毛泽东说：“苏联在十月革命以后，也没有解决。”旧制度的意识形态和行为习惯仍然在苏联存在。发现并着手革除苏联模式的这种制度缺陷，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中，毛泽东是第一人。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和群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关系。他说“人们在劳动中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关系，是领导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关系。苏联在十月革命后没有做好，旧的法权(等级)制度没有彻底破坏，劳力与劳心是分离的，教育与生产是分离的。”“苏联共产党员多数是干部子弟，普通工人农民提不起来。所以，我们要寻找我们自己的道路”，认为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毛泽东对斯大林所作的最多的批评就是：“斯大林在一个长时期里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斯大林否认社会基本矛盾造成了三个方面的不良后果：首先，在遇到实际存在的社会矛盾时，没有严格区分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导致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第二，因为没有正确理论和思想准备，而处置社会矛盾不当，搞了肃反扩大化;第三，在官场坚持搞特权，搞特供，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对实际生活中正在不断膨胀的资产阶级法权所造成的恶果视而不见，严重脱离广大城乡劳动人民，以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上台，最终导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严重后果。

　　以苏共和苏联为鉴，毛泽东“要寻找我们自己的道路”。他创造性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第一次提出了如何解决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内部矛盾”的重大课题。他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名讲话。在他所准备的讲话提纲里写道：“应该肯定，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是存在的。基本的矛盾就是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都是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这种矛盾主要表现在哪里呢?毛泽东认为，表现在执政的干部(官)与广大群众(民)之间的矛盾，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在干部一边。现实情况的发展不断地给毛泽东的这一论断提供了实际依据，而且越来越显示出生产关系的这部分因素对于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影响。

　　1957年4月19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专门起草了一个重要指示，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认真开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贯彻。他在此指示里严肃地问道：“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你们委员会和书记处或党组是否深刻地多次地讨论了这个问题?…… ”这个指示反映了毛泽东当时最关切的问题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对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否想通了、认识清楚了、认真执行了，党内某些人中存在的国民党作风是否开始有所改变，第一把手是否认真地抓起了思想政治工作，党和党外人士(特别是知识分子)间不正常的紧张气氛是否有些缓和，对人民闹事能不能采取正确的态度等等。

　　毛泽东曾经寄予厚望的“大跃进”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和效果，曾经令他兴奋不已的“人民公社”也遭遇严重的干挠和破坏。毛泽东在连续深入各地调查研究后沉痛地总结教训时，一方面检查了最高领导层决策失误的问题，如制订国民经济计划时不肯降低“高指标”，宣传成绩时弄虚作假，“吹牛皮”等，尤其是他本人退居二线脱离实际和用人不当的责任，另一方面他也注意到领导干部中普遍存在的急于求成、瞎指挥、浮夸风、命令主义、官僚主义、欺上瞒下等坏作风所起的恶劣作用。毛泽东发现：在农村，“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在工厂，“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而且破坏劳动纪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爷们。”在各种事业单位，“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等等。这些情况损害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主人翁情感，挫伤了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主动性和创造精神，从而严重阻碍了生产的发展。

　　生产关系的几个方面是互相影响的。一旦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的资产阶级法权恶性膨胀，权力集中在管理层，人民在生产决策、特别是分配上毫无发言权，而管理层不是站在人民利益的立场而是围着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进行管理和分配，一些高层干部脱离劳动，而又享受高薪及各种特权，还对工人群众实行关卡压，特别是当管理层变成抱团贪腐成窝的利益集团，社会主义公有制也就名存实亡了。

　　这种情形的发展，使得毛泽东越来越警觉。1965 年 1 月 5 日他读到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的来信。信中说：“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认真克服，干部和群众生活距离如果不逐步缩小，群众是必然会脱离我们的。”“如果再让其继续发展，就一定会使一个社会主义的企业有蜕化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危险。”毛泽东对此很认同，也极为重视。他尖锐地批示道：“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拜老师傅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

　　四、生产关系问题处理不好社会主义不能最终胜利

　　从前面的调查研究和讨论情况来看，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的一个重要理论判断，即在所有制解决之后还必须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个问题不解决，社会主义就不能取得最终胜利。毛泽东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是干部队伍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毛泽东在组织高层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所有制方面的革命，在一定时期内是有底的，但是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总要不断地改进，这方面很难说有什么底。”党的八大后，中共党内曾一度有提高农村集体化公有程度的意向，不少地方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例如河北省徐水县率先成立了全县范围的特大型公社，号称实现了全县的全民所有制。毛泽东很快意识到这是脱离实际，是很不现实的。随后在毛泽东的艰难探索和坚定主导下，修定制度基本恢复到八大前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合作化集体程度。在此之后，中国城市和农村的所有制情况没有大的变动。在所有制基本保持稳定的情况下，毛泽东所投入的最大精力就是放在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是干群关系方面。

　　在关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方面，毛泽东特别注意到一个严峻的问题，那就是，干部特殊化，社会不平等的发展有可能导致新的阶级分化，会出现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他在1959年组织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向一起研读的高层官员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高度注意，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每一个时期，总会有这样一部分人，保持旧制度对他们有利，用新制度代替旧制度对他们不利。他们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意改变这种制度。任何一种新制度的建立，总要对旧制度有所破坏，不能只有建设，没有破坏。要破坏，就会引起一部分人的抵触。”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特别在于教育干部。决定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通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的文件中，首次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解决“既得利益集团”问题，是毛泽东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对生产关系问题更为深入的思考和决策。随着社会不平等关系的发展和固化，有可能导致与劳动大众利益相对立的特殊利益阶层出现。这个问题，最早见诸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的，就是1956年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文件，毛泽东说：“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1965 年在陈正人那封来信的批示里，毛泽东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概念，说他们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在他去世的前一年，他又对既得利益集团产生的根源进行了深刻分析。他说：“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并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再次强调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还特别关注干部子弟特殊化所造成的等级制度固化的问题。他多次批评干部子弟有优越感，脱离群众，并以苏联为例，说：“苏联共产党员多数是干部子弟，普通工人农民提不起来”，从而形成与普通工人农民相对立的特殊阶层。所以，毛泽东说，“我们一定要把干部子弟赶到群众中去，不能有近水楼台。” 要求干部子弟“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从革命战争中出生入死打出来的那些老干部享有国家的某些照顾，这是由历史造成的，但是他们的子女因此而沾光就是一种封建“世袭”思想的影响。如果坚持“官本位”的封建意识，“封妻荫子”的特权思想，“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丑陋规则，势必使干部队伍腐化变质，败坏党风政纪，严重脱离人民群众，这样下去，危害无穷。面对此情况，毛泽东多次十分担心地对女儿李敏说，如果不注意，干部子弟会成为“一大灾难”。

　　实事求是地说，由于毛泽东一再向全党敲响警钟，整顿作风，严惩贪腐，防微杜渐，采取了如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等一系列改善干群关系的措施，使得他那个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队伍总体上保持了清正廉洁，联系群众的作风，正如毛泽东一再所说，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是毛泽东所担心的那种脱离群众，进而形成特权阶层的倾向是确实存在的，他对这种危险的关注和警惕并非无的放矢。苏共腐化变质，最终垮台的结局验证了毛泽东的判断。

　　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离开了他终生热爱、服务一生的人民，但是他老人家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建立以后还必须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特别是搞好干群关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重要思想，必将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毛泽东在他有限的人生旅途不可能完全解决社会主义的这个重大课题，但是他“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非常努力了，尽了他最大的责任，并且从理论与实践的相结合上，给一切真正向往社会主义的人们指明了取得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正确方向和道路。

　　主要来源：林之辛《毛泽东为什么反对八大决议里那句话》，刊载红歌会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