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的话
今年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导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两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马克思给我们留下的最有价值、最具影响力的精神财富，就是以他名字命名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站在新的时代高度，缅怀经典作家对现代社会问题的探究和思想发展的贡献，对于今天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深切缅怀恩格斯的伟大人格和历史功绩，重温恩格斯的崇高精神和光辉思想，本刊特开辟《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专栏，欢迎大家不吝惠赐佳作。
恩格斯的资本批判及其特征
作者：聂锦芳
马克思主义是与资本批判和对人的解放之路的探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恩格斯与马克思共同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正如德国伍珀塔尔恩格斯博物馆的展览解说词所指出的——“一个不属于劳工阶层的人却想方设法要改变劳工阶层的命运”。在对资本社会的剖析、对工人阶级处境的揭示方面，两人的意旨、方向、观点是高度一致的，他们以互补的方式共同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就恩格斯而言，其资本批判大致包含了以下的内容和特征。
在切身体验中感受资本时代的“疾苦和病症”
恩格斯出生于当时普鲁士著名的工业城市巴门(现德国伍珀塔尔市)，中学尚未毕业就到他父亲在当地的公司见习，后来又去不来梅学习做生意，还在柏林作为志愿兵服役，在科隆、巴黎、布鲁塞尔等地短暂停留，最重要的经历则是在英国曼彻斯特长达20余年的经商活动和生命历程的最后25年定居伦敦从事著述和工人运动。
在上述每一座“生活驿站”，恩格斯都尽最大的心力体察社会的实际状况，并从中感受时代的“疾苦和病症”。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不同社会阶层之间贫富悬殊的境况。在家乡他一方面目睹那些工人蓬头垢面、衣衫褴褛，一天到晚都累得直不起腰，生活极度贫穷的情境;另一方面又注意到，包括自己家人在内的资产者却心安理得地过着舒适而富裕的生活。英国因“社会灾难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而成为资本时代的“典型”，在那里他“曾经用了21个月的时间，通过亲身观察和亲自交往来直接了解英国的无产阶级，了解他们的愿望、他们的痛苦和快乐”，进而写成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部书从“身体、智力和道德”诸方面对英国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作了极为详尽的描绘：“被成打地塞在一间屋子里”;“穿的衣服是坏的、破烂的或不结实的。给他们吃的食物是劣质的、掺假的和难消化的”;为了生存不得不“局限在琐碎的纯机械性的操作上，一分钟又一分钟地重复着，年年如此”，“所以他们老得快，死得早”。这样的生存境况又导致了精神和道德世界的堕落：要么“都或多或少地患着忧郁症，总是愁眉苦脸，郁郁寡欢”;要么是酗酒、纵欲、粗暴、抢劫和蔑视社会秩序，“最明显、最极端的表现就是犯罪”。
“资本”超越封建时代的专制统治方式而成为“塑造”世界最重要的力量，这本来意味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然而，它却使占人类群体大多数的人“处境悲惨”，“使文明社会越来越分裂”。恩格斯亲身感受到了这一切，并通过著述为资本社会写下了“罪孽录”。
必须指出的是，恩格斯的这种观察和理解与他本人的身份和职业是矛盾的。“作为棉花大王，他代表着企业的利益;而作为社会主义者，他竭力为工人争取权利，这是一种双重身份”。他在一封信中将其称为“一个股票经纪人同时也可以是一个社会主义者”现象，但在立场上，他却毫不犹豫地站在劳工大众一边。这种选择真的难能可贵。
通过经商活动理解资本主义制度形成的历史过程和现实机制
很显然，“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的“广大的雇佣工人”的生存状况与作为“全部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所有者”的“一小撮路特希尔德们和万德比尔特们”之间具有内在的因果关联。在古老的汉萨同盟城市不来梅学习出口贸易和外汇交易等商业知识，特别是在充满“荣耀和阴暗”的矛盾、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棉纺织基地曼彻斯特经商的实际经历，让恩格斯思考了“一个根本问题，当工业化的结构源自一种冷酷无情的资本主义形态时，会发生什么?然后，整个社会中又会发生什么?”而这只能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形成和现实运作中去寻找答案。
首先，生产工具的改进促成了工厂制度的建立。从纺织业领域的变迁来看，1764年发明的珍妮纺纱机，比旧式纺纱机的纺纱能力提高了8倍，大大减少了工人的数量，也降低了纱的价格。1767年，翼锭纺纱机成为18世纪最重要的机械发明。1785年，走锭纺纱机以及梳棉机和粗纺机的问世，确立了工厂制度在棉纺业中的统治地位。而同年，当瓦特在1784年发明的蒸汽机被广泛用来发动纺纱机的时候，更是引起了纺织工业的巨大变革。由于这些发明，机器劳动战胜了手工劳动，带来了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
其次，工厂制度的广泛施行形成了不同阶层的分化。工业革命把手工工具变成了机器，把作坊变成了工厂，从而把中间阶级中的劳动者变成了工业无产者，把以前的大商人变成了工厂主;它排挤了小的中间阶级，并把居民的一切差别化为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这样导致的后果是：“大资本家和没有任何希望上升到更高的阶级地位的工人代替了以前的师傅和帮工;手工业变成了工厂生产，严格实行了分工，小的师傅由于没有可能和大企业竞争，被挤到了无产者阶级中去”“现在，谁要是生为工人，那他除了一辈子当无产者，就再没有别的前途了”。
最后，不同阶层的境况造就了其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和社会使命。机器大生产把许多工人聚集在一个厂房里共同劳动，并使他们拥挤在城市里，这种条件迅速地推动了工人阶级意识的发展。“工厂制度渗入某个劳动部门越深，这个部门的工人参加运动的也就越多;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越尖锐，工人中的无产阶级意识也就越发展”。工人们开始感到自己是一个整体，是一个阶级，意识到自己分散时软弱，但联合在一起就是一种力量。“他们构成了同一切有产阶级相对立的、有自己的利益和原则、有自己的世界观的独立的阶级，在他们身上蕴蓄着民族的力量和推进民族发展的才能。”
以上的梳理，无疑使恩格斯对资本时代“疾苦和病症”的感性体认上升到了理性解剖和深入透视的层面。
借助《资本论》手稿的整理完成对资本逻辑和结构的全面揭示
《资本论》是马克思毕生最重要的著述，第1卷出版于1867年。但可惜的是，至1883年去世，他并没有完成第二、三卷的定稿工作进而将其正式出版。这也就意味着马克思对资本逻辑和结构的揭示并未完整地呈现出来，而这一工作是由恩格斯来完成的。需要强调的是，《资本论》第二、三卷分别于1885、1894年正式出版时，虽然仍单独署着马克思的名字，但就实际情形看，恩格斯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手稿笔迹辨认者和成型章节的编排者，即解决的“只是技术性的”问题;更公允和客观的说法应该是，他也是这两卷所关涉的思想内容和理论体系的阐释者，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建构者。
这一方面是基于马克思手稿的具体状况以及恩格斯所做的“整理”工作的难度。第二卷“留下的文稿很多，多半带有片断性质”，即使是其中很少的经过校订的文稿，大部分也变得陈旧了，有些同样重要的部分则只是作了一些提示。用作例解的事实材料搜集了，可是几乎没有分类，更谈不上加工整理了。而第三卷“只有一个初稿，而且极不完全”。尽管每一篇的开端细心地撰写过，但是越往下，文稿就越是带有草稿性质，越不完全。而那些在研究过程中冒出来的问题，其最终位置尚待以后安排。面对这样的情形，“要完成《资本论》的付印工作，使这本书既成为一部连贯的、尽可能完整的著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最终由恩格斯完成了!这让人再次想起在第一卷最后一个印张校对完毕后，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所说的话：“没有你为我做的牺牲，我是绝不可能完成这三卷书的巨大工作的。我满怀感激的心情拥抱你!”
另一更为重要的方面是《资本论》第二、三卷所涉及的内容的重要性。第二卷主要研究的是资本的流通过程和剩余价值的实现。在资本的整个运动过程中，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是统一的，生产过程必须由流通过程来补充。因此，第二卷是第一卷理论逻辑的继续，用恩格斯的话来说，也是第三卷的内容的引言。它所研究的资本的形态变化及其循环、资本周转以及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使人们对资本的理解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由宏观进入到微观、由总体深化到细节。第三卷主要揭示和阐明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各种具体形式及其相关连带问题，诸如：资本的一般形式向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的转化，剩余价值到利润、剩余价值率到利润率、价值到生产价格的变迁，以及商业资本的由来及其特征和货币资本到生息资本的转化等。恩格斯自述说：“面对本世纪的种种明晰的思想，我夜不能寐。”他把第二、三卷的出版比喻为“雷鸣闪电”，至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成果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而这一切离开恩格斯的努力付出是不可想象的。
(作者：聂锦芳，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恩格斯“自然报复论”的叙事特征
作者：李合亮 张旭
作为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理论，自然报复论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中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恩格斯以自然报复论为线索，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入手展开对唯物辩证法的论述，将写作背景、修辞方式、写作意图等巧妙地隐含在文本叙事过程中，为“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即“两个和解”等重要思想的提出提供了生动图景。在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之际重温自然报复论，有助于全面理解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及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同时对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有着重要启示作用。
第一，自然报复论有着清晰的成型线索。青年恩格斯较早地关注到工业生产带来的污染问题，在《伍珀河谷来信》《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描述了河水污浊、空气遍布粉尘等问题，指出与资本增殖欣欣向荣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人类生活环境的每况愈下，工人更像工具而逐渐丧失人的活力。他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将社会问题的矛头指向了竭泽而渔式的生产活动。沿着这条思路，恩格斯在《论权威》中首次以“报复”为关键词描述了社会生产引发的人与自然关系矛盾：“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此后他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阐明了自然报复论的经典论述：“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在此基础上，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的写作中已从关系角度串联人与自然，用辩证思维方法将现实问题和深层背景进行抽象提升，通过历史角度展开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发展过程，系统论述了社会矛盾的深层原因并试图给出变革生产方式的方法论途径。
第二，自然报复论有着复杂的写作语境。首先，欧洲无产阶级队伍壮大后对系统世界观的需求。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进一步深入，普通党员或者被庸俗唯物主义等世界观侵蚀，或者逐渐走向机会主义、冒进主义，致使无产阶级队伍不断丧失战斗力。如何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内部形成统一的、完整的世界观是马克思恩格斯奋斗一生的缩影，为此马克思恩格斯各有分工，以自然报复论为代表的自然辩证法就很好地解释了人与自然的矛盾问题，并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必须进行“两个和解”的社会主义革命。其次，科技进步的深刻影响。近代自然科学的崛起使自然的神秘面纱被逐渐揭开，科学的威望逐渐超越了宗教神学和哲学理论。至此，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具备长久有效的影响力，就必须与科学技术进步相统一，即剔除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自然观，以辩证法认识自然、社会和人自身。最后，人与自然之间冲突的现实反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进步，其逐利本性也进一步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人对自然的理解速度并没有跟上对自然的改造速度，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生态破坏等都需要进行反思和审视。
第三，自然报复论有着明显的写作意图。首先，对自然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清算。对自然的敬畏和“万物有灵”的泛神论发展为地理环境决定社会发展的自然主义思想，这一思想极度强调自然力对人类社会的单方面作用，而“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而为了突破自然主义思想的禁锢，人类又走向另一种极端——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对自然界的支配、控制和统治，导致了人类对自然的肆意攫取。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恩格斯作了理性定位。他认为，自然是先在的物质存在物，它为人类提供了物质基础，没有生产对象就不存在生产活动和作为劳动主体的人，“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即“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只有看清这种辩证关系才能察觉到，现实中自然的步步退缩背后是自然报复的步步紧逼。其次，对庸俗唯物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清算。以庸俗唯物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为代表的旧观念变种或者否定辩证法而最终滑向唯心主义，或者武断地将自然科学嫁接至社会运动。恩格斯指出，辩证法是区别于形而上学的科学理论，要解决自然报复问题，就需要基于辩证法进行自然观变革，同时要警惕僵化地迁移自然科学理论，“把历史的发展和纷繁变化的全部丰富多样的内容一律概括在‘生存斗争’这一干瘪而片面的说法中，是极其幼稚的”。于是，恩格斯认为剖析满目疮痍的自然生态背后的根源，需要转向对阶级斗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的批判。最后，对形而上学自然观和唯心主义辩证法的清算。费尔巴哈在打破黑格尔哲学神秘主义的同时也抛弃了辩证法，又回到形而上学的窠臼中。在恩格斯看来，形而上学机械的判断、静止的观察和片面的组织形式上的自然，甚至不如古希腊哲人眼中流动的、生成的、变化的自然。马克思恩格斯承认“黑格尔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他们继承了辩证法合理内核并将其改造为唯物主义基底上的方法论工具。
第四，自然报复论有着鲜明的修辞策略。一是拟人表达。恩格斯将自然的反作用喻为自然报复，使自然具有人性，深刻体现了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辩证特征。二是类比思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旧序中列举了热素、燃素及自然科学的案例，指出自然联系不应该是构造的而应是发现后在经验中被证明的。进而类比出自然报复实质是人的自我报复，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须变革人的关系。三是模型抽象。恩格斯援引了美索不达米亚等地区居民焚烧森林导致水土流失、意大利人乱砍滥伐导致失去畜牧业的根基、西班牙种植场主焚烧森林作为肥料供给咖啡树而致使“倾盆大雨竟冲毁毫无掩护的沃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等例子，从案例分析到理论抽象的模型化，试图在这些纷杂的现象背后探寻一种统一的解释理论。
第五，自然报复论有着深刻的现实指向。恩格斯认为人类的认识缺陷、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生产和消费分配弊端必然会导致自然报复的产生，并会越来越严重，只有走向“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自然报复问题。首先，人类认识的局限容易诱发自然报复。新兴科学理论和技术应用意味着人与自然关系进一步复杂化，人类一旦沉醉于“征服”和“支配”自然的狂妄中，就会无限制地攫取和破坏，从而诱发自然报复。其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导致自然报复。人类社会在资本主义之前勉强能够与自然之间形成一种相对的平衡，而这在工业革命后被迅速打破。资本的逐利性忽视了长远利益，生产不再是以满足需要为目的，而是追求高额利润和剩余价值的最大化，其结果是对人类生命力和自然力的双重破坏，自然报复成为必然结果。最后，社会生活的盲目直接催生自然报复。马克思恩格斯敏锐觉察到人类社会的异化倾向，资本的增殖欲望转嫁为人类的消费欲望，普通人受广告、推销、文化等理念影响，将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上升至“品质”“品位”“潮流”的消费欲望，从而加速了社会生产对自然的汲取，使原本已经紧绷的人与自然关系雪上加霜，进而直接催生了自然报复。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恩格斯自然报复论为我们提供了辩证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基础，而其主旨仍是面向实践的变革。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就要求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转变传统发展模式，恪守生态红线，完成好生态文明建设这一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建设美丽中国。
(作者：李合亮、张旭，分别系烟台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讲师)
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建构
作者：杨洪源
综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历程，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建构，恩格斯从形式及内容两方面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他不仅参与批判过去旧的哲学体系的僵化形式，即封闭的逻辑和僵化的系统，使哲学真正转变为开放的结构和动态的思想;而且通过思想论战等方式，以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重新理解为起点，将存在论、辩证法和历史观内在统一起来，使人们得以较为系统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好地用于认识和改造世界。
阐释“全部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
如何对已经创立的理论成果进行体系化的建构，其难度不亚于创立新的思想。体系建构者一方面须忠实于理论创立者的思想原貌，从错综复杂的阐述中厘清基本脉络、归纳主要意旨、概括重要逻辑;另一方面要诉诸大众化的语言形式而又不能降低思想的深度。为此，恩格斯做了大量的工作，他通过整理和出版《资本论》第二、三卷，撰写与发表《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自然辩证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一系列著作，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首次完整建构。恩格斯通过系统地梳理全部哲学尤其近代哲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从各种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式中剥离出来，使之成为判定形形色色的哲学观点之损益的标准，为全面清算“旧的哲学信仰”提供了基本前提，彰显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批判性、科学性、发展性。
夯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论基础
恩格斯在具体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时，较为侧重对一般的世界观及自然观的系统论述，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论基础具备了完整的形态。首先，明确提出世界的真正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思维和意识皆为人脑的产物。将物质的概念及客观存在性，从各种特定的、实存的物质的总和中抽象出来，克服了旧的唯物主义把物质仅仅理解为笼统的自然或某种具体存在的弊端。其次，详尽考察了物质和运动、时空等的相互关系。就物质的存在方式及基本属性这个一般意义而言，运动囊括了从单纯的位置变动到思维的变化和过程。自然界中的运动可以划分为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化学运动和生命运动，它们之间既相互区别又相互统一。只有相对于各种特定的运动形式来说，静止与平衡才是有意义的。同样，时间和空间作为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无限和有限的对立统一关系。除此之外，恩格斯还进一步揭示了物质世界的普遍联系与永续发展等。
确证辩证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
综观恩格斯对哲学的重大基本问题和存在论的解释，贯穿着一条清晰的主线即辩证法。基于对德国古典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的批判改造，恩格斯详尽论述了辩证法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在自然界、社会历史、人类思维等领域的普遍意义，以及各种特殊的表现形式。譬如：通过梳理天体演化到生命形成直至人类产生的过程，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结底是辩证地而非形而上学地运行着;批判了形而上学思维方法与自然科学的辩证性质及发展水平之间的不相适应，以此阐明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人的思维过程中抽象与具体的辩证统一关系;指明了概念的本质在于其客观性和辩证性，并非人类精神的纯粹的“自由创造物和想象物”;根据立足于经验基础之上的认识的不断深化过程，扬弃了判断作为思维形式自身的发展的同一性，使之区别为普遍判断、特殊判断、个别判断;突破了推理所局限的归纳和演绎等基本形式，将其归结为由各种形式之间的复杂关系构成的一个整体;揭示了辩证法规律之为历史发展和思维本身的最一般规律，凝练出质量互变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考察了有限和无限、相对和绝对、个别和一般、同一和差异、原因和结果等基本范畴，概括了主观辩证法与客观辩证法的内涵及相互关系……这些观点既克服了黑格尔辩证法囿于绝对精神的自我发展的缺陷，又扬弃了德国古典哲学缺乏对事物发展真正动力认识的弊端。
揭示各种历史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按照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物质生产及生产关系的总和，是人类历史赖以进步的基础和全部历史发展的本质所在。这一基本观点的形成，与对德国观念论哲学的“纠偏”密切相关。换言之，出于反驳其论敌的需要，马克思和恩格斯时常不得不强调前者所普遍否定的经济因素对社会历史的决定作用。如此一来，唯物史观不可避免地被人们误解，以致“过犹不及”。“我们大家首先是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而且必须这样做”。由此，恩格斯重点阐释了影响社会历史发展的各种因素的相对独立性和相互作用，极大地丰富了唯物史观的内容及适用性。以国家的起源及发展为例，现实生活中的生产和再生产特别是履行社会发展所需的共同职能的分工，从根本上决定了国家的形成。与此同时，上述经济运动必定要受到其确立的独立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以及与之相伴而生的反对派的反作用。同理可知，各种法的观点与制度不仅必须适应于总的经济状况，而且自生效之时即已一定限度内改变经济基础。此外，哲学、宗教等“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虽然无法脱离经济基础的支配，但由于其独立性和传承性而将经济的决定作用限定于思想自身所规定的条件范围，使得“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
综上所述，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建构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功绩，使其“第二小提琴手”的自我认同实至名归。
(作者：杨洪源，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