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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关头，尤其今年这场足以与世界大战相提并论的新冠病毒，已经日渐衰败的帝国主义世界一片惊惶失措又无能为力，更加暴露出日暮途穷之势。而中国，虽然私有制市场经济(惯性发展了一段时间)已造成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腐朽堕落，但因为残存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单位公立医院的挺身而出，因为共产党尚有在一夜之间完成封城、封省的传统组织能力，疫情迅速得到控制。大灾面前看春秋!这个在全球独树一帜的成绩里，私有制与市场调节除了阻碍，没做出一丝贡献，这不得不让中国上下清醒起来：“第三条道路”混合模式要不得，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能靠公有制的社会主义!这也是世界和平幸福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 第三条道路 经济惯性增长 共产党执政地位 社会主义回归
中国宪法序言中曾经明确，“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宪法第一条、第六条分别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以上就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但是，后来的中国一步步变成了“以私有制为主体”的私公杂存的“混合经济体制”，即，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外的第三种制度，即所谓的“特色社会主义”，这与毛泽东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中国人民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决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之论断发生了根本性冲突。
时至今日，从国内到国际的实践中看，到底是毛泽东的论断过时了，还是特色的“混合经济体制”根本就不适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呢?到底怎样才能有利于中国、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与人民的幸福康宁呢?
一、新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资本主义道路
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让泱泱中华明白了自己的不足与落后，无数先进青年与国派的留学生历经千辛万苦去西方学习，或向在华的洋人学习，试图“师夷长技以制夷”，如洪秀全、康有为、严复等，但无论“太平天国”还是戊戌变法，包括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及其它，都毫无例外地失败了。帝国主义的侵略还在继续，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直到十月革命送来了马列主义，中国的先进分子才学会了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观察国家的命运，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然后根据中国社会实际确立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奋斗，最终推翻了三座大山。
1、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在中国共产党即将全面赢得美帝出钱、蒋介石出人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在国内外都在讨论新中国将走什么道路时，毛泽东主席于1949年6月写出了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用事实指出：“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1]。
1949年的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2、社会主义道路使新中国的二十多年胜过资本主义的二百多年，创造了人类进步的奇迹
新中国成立时是全球人均收入最少、连个钉子都生产不了的农业大穷国，人口4.75亿，人均寿命35岁，文盲率80%多。而到七十年代末，中国不仅有了两弹一星等高科技，还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及完备的农业基础设施，创造出资本主义二百年还不能完全具有的成果;而中国社会人文发展的速度更是惊人：
[1]《毛泽东选集》 第4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1页。
人口上升到9亿多，人均寿命提高到68岁，文盲率下降到不足20%。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评价说：“尽管人均收入低(排在世界最贫穷国家的第22位)，它却位于中等人文发展指数(人文发展位居第51位)的国家类别……表明它非常明智地使用了自己的国民收入。”[1]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当时在《经济学》第十版里从他惯常的经历对新中国进行称赞：“千百万人并没有挨饿，道路旁边和街路上并没有一群群昏昏欲睡、目不识丁的乞丐，千百万人并没有遭受疾病的折磨。以此而论，中国的成就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不发达国家”。
而美国《圣十字》季刊主编威廉·文·埃登·凯悉的眼光更深邃：“中国人热诚友好、勤劳、聪明和勇敢、有献身精神、有良好的纪律，他们可以信赖和靠得住……直到今天仍在高唱宗教的重要性的西方国家，其公共道德水平有多低，如果中国人能够知道，他们无疑将会大吃一惊。这些有宗教的国家今天的暴行、贪婪、不公平、自私自利、偏见、色情、犯罪、吸毒和行凶泛滥成灾，但是没有宗教的中国却正在培育出一个健康和有道德风尚的人民……八亿多人民，生活在迄今所建立的一个最不分阶级、正义的和公正的社会，在那里每个公民够吃够用而没有那一个人享受过多……”[2]
文中“高唱宗教的重要性的西方国家”应该包括美、英等帝国主义大国，而这些发达国家却“暴行、贪婪……行凶泛滥成灾”，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当时的中国应该“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发达与不发达国家”。
以上这些成就反映出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社会图景，其实，这三十年还给后来留下无数的物质与精神财富。比如至今还在发挥作用的水利设施、令帝国主义胆寒的毛泽东思想及毛泽东化的人民军队[3]……等等等等不再表述，但有一件许多人不知道的“四三方案”需要在此介绍一下：
[1] UNDP,1994:105 and 100.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4,New York: OxfordUniversity Press.
[2] 摘自《毛的中国是个奇迹，但还不是天堂》。
[3]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副部长肖裕声少将在《军事科学院<忠诚>主创谈幕后故事》节目中说，在美国西点军校参观时总听到军校教官讲到的一句话：“我们美国人不怕中国军队现代化，就怕中国军队‘毛泽东化’。”
在世界局势相对稳定的情况下，第四个五年计划之初，毛泽东就督促大力发展民用工业，1972年2月初，经他审阅同意的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计划向美国、联邦德国、法国等西方国家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价值为43亿美元，通称“四三方案”;之后在此基础上又追加了一批项目，计划总额达到51.4亿美元。这是新中国继1950年代引进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后来追加到300余项)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技术引进。“四三方案”引进的设备，结合国产设备配套，兴建了26个大型工业项目，总投资约200亿元人民币，至1982年全部投产使用，成为1980年代中国粮食大幅增产、经济腾飞的重要基础。[1]
二、新自由主义来袭与此后的全面堕落
1、帝国主义的本性就是侵略
“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2]。寄生性决定了它侵略的本性。
二战后此起彼伏的民族解放运动，迫使帝国主义采用间接和比较隐蔽的形式来进行经济掠夺、政治控制和军事扩张。于是，一种“先进”的、主张私有化、倡导个人主义、提倡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反对国家过多干预的新自由主义悄然兴起，自1970年代以来在国际经济政策上逐渐成为主角。
一些拉美国家如墨西哥、巴西、委内瑞拉等急需重建资金，美帝便趁机向他们输出资本(提供低息贷款)，同时把新自由主义贩卖到这些国家。
帝国主义的“低息”只是吸引鱼儿上钩的饵料，列宁说，“在世界上‘商业’最发达的国家，食利者的收入竟比对外贸易的收入高四倍!这就是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寄生性的实质。”[3]果然，美国相机提高贷款利率，到1980年代，拉美国家纷纷陷入债务危机。
2、新自由主义攻陷
毛泽东去世后，世界的社会主义力量大减，再没谁有魄力、有能力批判苏联修正主义、声援世界正义行动，新自由主义势头更加凶猛。中国没能接受(或看不见)已经露出危机苗头的拉美国家之教训，背离《宪法》用偷换概念之法，如市场经济换私有制、企业家换资本家、特色社会主义换原始资本主义等，理直气壮地走上了拉美之路搞新自由主义的道路。
[1] 《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3622页;360百科“四三方案”词条。
[2]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884页。
[3]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819页。
随着“对外开放”的日益扩大，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形成，而且比拉美更严重地依赖外贸外资，成了世界大国中最为开放的国家。
“对内改革”则是加大私有制市场份额的过程。据全国工商联、国家统计局等8部委等资料，截止2005年底，私有经济在中国GDP的比重已经达50%;如果算上外资，广义上的私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则高达65%;民营企业(即私企)上缴的税收已经超过国企，一些地区地方政府的收入70-80%来自私企[1]。“以公有制为主体”事实上成了“以私有制为主体”，这就意味着《宪法》中明确的“已经消灭”了的“人剥削人的制度”又回来了。
2007年3月16日人大通过了《物权法》。国内外有人认为，这是中国政府在法律上肯定私有制经济的一个标志。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林岗说，罗纳德·科斯在他的最后之作《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中把中国的“改革开放”直接总结为“搞资本主义”。
3、私有制市场经济造成巨大的两极分化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从生产力落后贫穷的国家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近8700美元”。
先看看全中国80%多的老百姓的收入到底是多少。
西方发达国家的劳动者报酬一般占GDP的60%以上。美国更高些，占GDP比重最高的一年是76%。而中国劳动者的报酬到2007年已下降为不足40%。且这40%的部分中有55%被垄断部门只占全国总数8%的职工拿走了。
而一定程度上平衡国民收入差距的政府收入，改开后的中国几乎没有向百姓、向乞丐倾斜过。比如约占国内生产总值2%(前些年中国的这项投入水平是全世界的倒数第二)的公共卫生支出，尽管极少，也主要是用在权贵身上。据统计，全国有40万领导干部常年住在医院或风景名胜区的疗养院里。[2]
另外，市场化的中国还产生了一项说不清的“特色”产品——高层灰色收入。据2013年9月24日《中国经营报》统计的数据，2011年中国灰色收入为6.2万亿，占GDP的12%。
[1] 黄孟复、胡德平主编：《2006年民营经济蓝皮书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2] 孙立平：《当前中国的贫富格局》。
那么，中国目前10%的最高收入人群与10%的最低收入人群的平均收入差距是多少呢?据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的研究结果，如果不考虑庞大的灰色收入，是23倍;如果考虑进去，则是65倍。
事实上，一般还算不错的企事业员工，年收入四、五万元人民币就算是不错的了。在贫困线[1]上挣扎的人口，官方数据目前已不到2000万，但笔者调查过多位参加扶贫的人员，答案是“国家花钱不少，脱贫致富不多”。更直观显示两极分化程度的，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夏业良的一项研究结论：中国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
中国的贫富差距之大世界罕见。据《中国经营报》2013年9月24日数据，2011年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501，遥遥超过国际上公认的0.4的贫富差距警戒线。
再说GDP，它的高速增长与先进发达不是一个概念。比如“腐朽落后”的清朝，一直到1820年，即西方工业化数十年后，“中国制造”及GDP占世界的总份额都遥居第一[2]，但却抵挡不住西方的侵略。
4、私有制市场经济在惯性发展后的全面腐朽堕落，国基动摇
首先，政治方面，共产党越来越失去了执政能力与执政地位。
私有经济占主导地位，官员自然要全力维护赖以生存的企业家(资本家)利益而不是群众的利益。笔者就见过一些大大小小的官员，每每需要花钱的时候，身边都会陪着及时付账的企业家;就连国家最重要的领导人出访也有带企业家的时候，而这些被招募的企业家都是在暗箱中明码交了数万或数十万元钱之后才能得此“殊荣”的。
国家机器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自然与由官员组成的政府站在一起，维护其衣食父母的利益，这就必然会造成随处可见的冤狱(如风靡全国的赵作海案)。
[1]华律网律师陈林在2019年5月解答扶贫问题时说：“中国新的扶贫标准，将贫困线提高至人均年收入1196元”;“如果按照人均1天消费1美元的国际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总数仅次于印度，列世界第二位。”
[2]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在他的《世界经济千年史》中统计：“19世纪前，中国比欧洲或者亚洲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强大……1820年时，中国的GDP比西欧和它们附属国的总和还要高出将近30%”。根据该书图表，1820年清朝GDP占全世界的32.9%。
这样，共产党就背离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违背了《共产党宣言》的庄严宣言“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一步步走到了反面。“我是人民的儿子”、“以人民为中心”，自然没人再信。
百姓没有了公民权，工人也早从领导阶级跌到了社会的最底层(比如前两年佳士工人要求建工会，这本来是宪法赋予的正当权利，但却被抓、被打、被关、被失踪)。下岗工人、被掠夺土地的农民除了跳楼与自焚就是成批地反复上访告状，血汗工厂的“打工仔”(一种“贱”称)只会屈从于给他们发钱的老板，“自由职业”者只关注怎么能在市场的夹缝中挣一口活命饭。所以，暂时追随共产党的只能是极少的权贵暴发户(但他们会伺机建立确保自己安全的资产阶级政权)，不再是人民大众。
另一面，当中央精神与私人财团的利益相冲突时，地方政府往往为了自身利益而不听命放了权给地方、给市场的中央，使得许多“中央政令走不出中南海”。
近年有一个怪现象：被抓的贪官动辄赃款数千万、甚至数亿。据说这跟监管无关，是高层利益链在十分需要缓和民愤、转移焦点时，才在协商一致后拎一个碍眼的出来当靶子。
可见，共产党的处境很尴尬，执政能力下降，执政地位严重动摇。
其次，惯性前进的经济已开始减缓、下滑，或将很快崩溃。
新中国之初根本上解决了“从无到有”的问题，并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工家业体系及其它。1952年到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几乎没有虚拟成份，都是实体)平均年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年增长率为11.4%，[1]大大高于同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呈现出计划中的快速赶超[2]势头;“既无内债，也无外债”;培养出9亿多文化、体质与精神素养大幅提升的国民;“四三方案”到1982年的全面建成等，这些成就给“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牢固的物质与技术、人才基础。
因此才有了一定年份持续的经济惯性增长：1984年的经济增长率为15.2%，1985年为13.5%，1987年和1988年分别为11.6%和11.3%。
[1]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9年07月03日。
[2] 1956年8月毛泽东说：“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9页。
而其后的增长水分太大，国有土地、矿产等都在疯狂买卖，从牙缝里省出点钱的老百姓，口袋也被教育、住房、旅游消费等一点点掏空，这些都为GDP的增值作出了巨大贡献。尽管如此，增长数字仍避免不了滑落的命运：2008年为9.63%，2012年破政府的“保八”跌至7.65%，而2019年的则预测为6.2%。
在强大惯性逐渐消失时，各种问题也规律性的显现出来，除了日趋尖锐的阶级矛盾，金融领域风险隐患、债务通缩迹象也都露出端倪，加上人口红利消失，国际形势恶劣，靠80%多超低收入百姓的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越来越不可能，中国经济继续下降成了必然。
此时若仍然抱着“特色”深化下去，苏联式崩溃很快会在中国上演。
再次，史无前例的文化腐朽与堕落严重冲击着中华文明。
毛泽东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反映，又给予伟大的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1]
先进的政治、充满活力的经济必然造就出朝气蓬勃、昂扬向上、一身正气的文化，反之，就是腐朽、邪恶与没落。而腐恶的文化又会加速政治、经济的崩溃。
[1]《毛泽东选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3页。
如果看不出这四十年政治、经济的腐朽、倒退，只需看看这个时代的文化。官方与主要私媒(含外媒)宣扬的意识形态全无“高尚”与“立志”，连强大的人民军队都被修正成了“嗷嗷叫”的畜生“狼”性的支撑;封建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虚无主义、金钱至上、娱乐至死泛滥成灾，以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被迅速消灭了的腐朽文化形态(现象)“黄赌毒”卷土再来，而且资本主义国家所有的罪恶文化现象如贩卖人口、黑社会、包工头、保安、二奶、垃圾王、公益……也都扎根到了邓三科的土壤里;“精神空虚打游戏，百无聊赖捧网红”“玩弄‘传统’能赢钱，割裂历史可升官”;另外，“中国特色”的“超级崇洋媚外”、“留守儿童”、“黑煤窑”、“防盗门窗”及“春运”、“上访”、“非法讨薪”、“维稳”等等词汇及内容，虽然提升了GDP，却给中华文明打上了新的“屈辱与血泪”的烙印。
另外，1982-2002年的20年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仅增长2.9岁，低于南亚的8.9岁、北非的9.1岁，也低于高收入国家的3.9岁，仅高于经济困难、社会动荡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及苏东剧变国家(苏联解体时除了产出遍布世界的妓女，俄罗男人平均寿命下降了10岁，包括年轻人)。[1]
而文盲人数截至2005年底为1.16亿人，占世界文盲总数的11.3%，仅好于占世界文盲总数15.0%的印度。[2]
这些事实的文化与文化现象不是个别的，是遍及城乡的，连蒙古人、满清人统治时也不曾有过，这除了证明此时的政治、经济的严重腐败与巨大倒退，也是对中华文华的能否继续敲响了警钟。
邓小平曾说:“如果出现了两极分化,我们的改革就失败了,我们就真的走上邪路了。”[3]四十年后，是该回过头来看一看了。
三、大变局、大危机的时代背景与思考
1、百年之变及帝国主义的必然灭亡
一战后，美国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成了新的世界霸主，到2019，它已经称霸世界整整一百年了。这一百年中，全球发生了许多大事：社会主义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的普遍建立，二战，原子弹爆炸，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建成，各类经济危机，911事件等等。与此同时，美帝出炉了“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及“华盛顿共识”等政治经济手段拉拢西欧国家一道，间接、直接地打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或搞和平演变，或向朝鲜、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直接出兵;同时，针对新中国在亚太地区建立起一个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韩国、日本、台湾、直至东南亚，都成为美国的经济附庸，它们在围堵新中国的同时也得到暂时的飞速发展;另一面继续将新自由主义向全世界推销，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食利国”。
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冷战愈演愈烈，社会主义势力曾一度强大。
但是，正如毛泽东说的，有些共产党人“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衣炮弹面前要打败仗”，苏联出了修正主义;中共也被修正成了对毛泽东“三七开”的邓共，搞起了私有制市场经济;1989年前后，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纷纷垮台(即“东欧剧变”，又称“苏东剧变”)，两年后苏联解体。社 会主义进入低潮，冷战结束，美国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
[1] World Data Base.其他来源的数据显示类似的变动趋势，例如：05 Little Data Bookfor the 1990s, pp.8-22, and 64.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2005.
[2] 根据英国广播公司，2007年4月2日报道。
[3]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
但是，“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1]的特性决定了它必死的结局。实施新自由主义的国家从1980年代初相继陷入债务危机，从墨西哥开始迅速蔓延到拉美十多个国家，至今没有缓过气来;发生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演变成了一次世界性金融风波，致使许多一度高速发展的亚太资本主义统一战线国家经济萧条，政治动荡不安。这些危机也同时严重破坏了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使之陷入动荡，民不聊生。
而重复拉美之路的市场化中国在同时期仍能“风景这边独好”，实在是得益于对前三十年的物质与精神财富的继承，还处于惯性前进时期，决不是新自由主义让你例外地躲开灾难。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势力虽然还很强大，但颓势日显。不断的对外战争虽然掠夺了财富与市场，但巨额的军费不可避免，且遭到国际社会及国内人民的不断抗议。而2008年始发于次贷危机、迅速席卷全球的金融“飓风”，不管是发达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殴债危机更是使欧元区经济一蹶不振;而于其本身，可以说是“冷战后未受挑战的主导地位走向终结”[2]。
今年以来的新冠疫情让帝国主义一片手忙脚乱，显示出严重的无能为力，确诊病例日益飙升，至5月14日已突破440万;独占鳌头的美国确诊病例已升至141万多，死亡累计过8.5万，且目前仍无任何好转的迹象。
如此种种表明，帝国主义已日薄西山。
2、新形势下全世界对过去与未来的思考
《历史的终结》的作者弗朗西斯·福山说：“如果说这场全球金融危机让一些发展模式受到审判的话，那就是自由市场或新自由主义模式”[3]。几乎弥漫全球的新自由主义，给个人、给国家、给世界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这表明它的全面失败。加之失控的疫情，人们不得不反思、寻出路——
金融过度繁荣是人类的新灾难。放贷、炒股、期货、福利彩票等爆赚可让人尽情享乐、无限消费，还能带动经济增长，这也是西方发达国家去工业化转向服务行业的原因之一。然而面对新冠疫情，像2008年金融危机时改变一下利率，或向市场大量释放资本就可暂缓危急的做法已经行不通了，封闭的人们最需要的是食品，美元、石油不能当饭吃。这些事实都指向一个新结论——金融炒作就是新人祸。
[1]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883页。
[2] 葛德尼兹于2020年4月1日发表于土耳其左翼网站“联合世界国际”(United World International)的评论文章《新型冠状病毒与<华盛顿共识>的终结》。
[3]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8年第23期。
经济全球化行不通。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世界造成的冲击至今让经历过的每一个人仍然心有余悸，我不该为你的邪恶承担后果;全球化也是引起国际争端与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争夺陆权、海权与市场、贸易等;环境的破坏，如全球变暖、空气污染、海洋酸化等，也是全球化的后果之一。
美国的霸权地位必将终结。人类文明到了21世纪它还在以各种借口不断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比如对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的血腥干预;而委内瑞拉因困难向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请求贷款，竟遭拒绝;另一面，继续对伊朗实施制裁，包括人道主义援助。加上持续的财政赤字，抗击疫情无力，这些都表明美国既丧失了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也丧失了人道，也必将失去霸权地位。
未来再发生大瘟疫怎么办?由于过度的掠夺开发与战争，地球的环境已经非常恶劣，加之科学上的“人作孽”，病毒不知会发生怎样的变异，何时会再来。十四世纪四、五十年代爆发的大瘟疫“黑死病”曾夺走了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难道新瘟疫再来的时候，孤独无助地死去仍然是唯一的选择?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才是根本出路。疫情肆虐，霸主美国帮不了别人，七国集团也无力他顾，这表明，真正的大灾难到来之际，只有自给自足;若没有能力自救，就只能等死。只有自己拥有完整的轻、重工业、农业、林、牧、副、渔，有合理的现代化的国民经济体系，有坚强的国防、科技、文化、教育、卫生等等，才可以无后顾之忧，如中国。
极端个人主义一定要除掉。像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尊老爱幼”、“团结互助，睦邻友好”、“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等等，曾使整个社会充满着昂扬向上的大气象。相反，新自由主义让人“理直气壮”地丢掉一切道德规范又向落后的、野蛮的兽性倒退，向毁灭靠近。若想生存且很好地生活下去，必须抛弃个人主义。
综上所述：人类若想自救，必须在金融资本与霸权主义、帝国主义坍塌的废墟上建立一个新的、安全的、可持续发展的、让全体人民幸福的、让世界和平安定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即共产主义体系。
那么，这个体系怎么建?由谁来树起这个标杆?
四、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共产主义能够救人类
1、中国是个身负使命的国家
五千年持续不绝的文明史，不仅证明中华文化的巨大优越性，还表明中国是个身负历史使命的国家。
古代历史上，中国一直是引领世界的东方礼仪大国，人民勤劳勇敢，充满智慧与友爱。尤其唐代，有多少遣唐使来中国朝拜、学习和生活，中国从不恃强凌弱，总是友好地把自己的发明创造(比如四大发明)无保留地教给他们，且所有的交易也都是公平的，包括到海外贸易，比如郑和下西洋，卖出去的是美丽的丝绸、富丽的瓷器与美味的茶叶等。中华民族对世界的共同幸福与和平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但是工业革命后，发达了的西方利用从中国学到的指南针等航海技术又跑到中国，不是为感恩，而是用坚船利炮与害人的鸦片打开了中国的国门。疯狂的掠夺不仅使中国丧失了无数财富，更从身体与精神上弱化了中国人民，造就了无数汉奸、买办与大烟鬼;这不仅让中国慢慢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面临着被全面瓜分的危险，也使中华文化陷入可能灭绝之险境，同时也是在拉动人类文明的巨大倒退。
当此“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危机”之时，中华文明孕育出了个“旷古英豪”毛泽东，他把马列主义与伟大的中华文化完美地结合起来，带领中国人民历尽艰辛终于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打败了一切敢于来犯的帝国主义(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修正主义(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及其代理人(比如中印之战)，让和平善良、不屈不挠、奋斗不止的中华民族走上了不败之路。
可见，中华文化的精髓与社会主义的一脉相承，两相结合则无往不胜。
不仅如此，“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更是历史赋予新中国的重大使命，而“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1]，所以，尽管当初的新中国还不富裕，却对世界上被剥削、受压迫的国家与民族进行了源源不断的物质与精神援助，使它们独立与发展。中国也因此受到广泛欢迎，一度成为第三世界国家与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精神领袖被抬进联合国，[2]世界一步步向着和平幸福迈进。
但是后来的中国承认自己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利益相关者”，放弃了伟大使命，走上了邪路。
根据前文分析，现在正是一切帝国主义穷途末路之际，此时有正义之声高呼，定能应者群集而痛打落水狗，埋葬帝国主义。而有资格与能力高呼的，唯有以和平正义之心待人、助人、重举毛泽东旗帜的社会主义中国。
已经看到这一点了，若不能及时做出正确的反应，就是给帝国主义以喘息之机，然后再天下大乱复大乱，而“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2、回归社会主义，重新担负起历史使命
当世界都在走下坡路的时候，中国还相对领先，尤其能迅速摆脱新冠疫情的突袭，这让许多不明真相的国家认为中国的混合经济模式很先进，可模仿。这不是坏事。但中国自己要明白，毛泽东“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之论断不但没过时，且更有现实意义，要避免与现代资本主义一样的垂死命运(目前与帝国主义的各种争端即使有些胜利，也丝毫扭转不了全局)，唯有悬崖勒马，立即回归到公有制的社会主义，重建一个风清弊绝的社会——
政治上完全回到国家《宪法》规定的体制，重新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加强共产党执政地位与执政能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各族人民谋幸福(不是“小康”)，财产重新收归国有，人民重新当家做主。
经济上重新回到严谨有序的计划经济，宏观调控，建立稳定、合乎国情又兼顾世界形势的国民经济体系，用两三年的时间让全国人民再次过上平等、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幸福生活。
[1]恩格斯在1888年伦敦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一书的英文版《序言》中写道：“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03页。
“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应该是对恩格斯这段话的概括。
[2]“当得知(197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决议时，毛泽东很高兴，说：主要是第三世界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634页。
文化教育上，全面废除封建资产阶级的腐朽文化与文化现象，回归健康、文明、向上、共产主义理想与奋斗精神，为全国人民搞好社会主义建设、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吹响进军的号角。
特别要注意的是做好宣传工作，正义、及时、有力度、充满社会主义热情与共产主义理想的宣传，能胜过千军万马。要让国际、国外人民每日领略社会主义建设的风采，激发各宗教信仰的民族都向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靠拢并携手共进，最终让全世界充满和平与幸福。
唯有如此，中国才有希望，才能真正成为人类进步的标杆，共产主义体系才能在全球建立。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第 2、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
[2] 《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3]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
[4]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中文版。
[6]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
[7] 安格斯·麦迪森的《世界经济千年史》。
[8] 《路爱国：改革三十年——中国成为“正常的”发展中国家》
[9] 葛德尼兹《新型冠状病毒与<华盛顿共识>的终结》。
[10] 孙立平：《当前中国的贫富格局》。
作者简介：
李世侠，女，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笔名“兰心”“蓝色茶香”等，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者与践行者。现已发表各类作品(含画论)三百余万字。
2017、2018年创办《中华精神》杂志并任主编，构筑“实践地”;
2018年出版长篇历史小说《新纪元二十六年志》(历时近十年，百余万字，尽力还原历史真相)，系统描写了1949年至1975年8月间中国几乎全部重大事件及国家重要领导人的言行与心路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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