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1年5月召开的中共河北省委二届一次全体会议上，玉兰当选为河北省委副书记；1977年5月，她又担任了河北省委书记。当时，刘子厚同志是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到1980年12月被免职，玉兰先后担任省委副书记5年零11个月，省委书记3年零7个月，前后近10年时间。

　　玉兰是怎样当上省委书记的？曾先后担任过河北省长、省革委会主任、省委第一书记近20年的刘子厚，对我说：“吕玉兰到省上工作，有两条非常重要，第一周总理安排了培养吕玉兰的路子，第二吕玉兰是被一步一步提上来的。”

　　刘子厚接着解释：“1966年3月8日，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周总理曾三次到邢台视察灾情和慰问干部群众。总理第三次到邢台时，我向他汇报了吕玉兰的情况，介绍了吕玉兰带领群众封沙育林、战天斗地的事迹，谈到准备提拔玉兰到县上工作的设想。总理说：‘发现女干部，很好啊！提拔是不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先当公社书记，当一两年，不错了，再提到县上。’我说：‘好！就按总理的指示办。’所以，多年来，我们一直是按总理的指示，来培养和提拔玉兰的，先是在公社任职，后来又让她当县委书记，在地区也任过职，最后才提到省里来。而且，到了省里，还在县上兼了一段时间的职务。所以，我说第二条，玉兰提拔到省上，可以说是一步一步的。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搞‘造反派’一步登天的那一套，我们没有采取这个办法。”

　　在谈到为什么从众多的工农干部中提拔玉兰时，刘子厚说：“吕玉兰同志到省上工作之前，我们还在‘九大’上，选她当了中央委员。我们先在省里挑，由省委拿的意见。我们之所以选拔吕玉兰当中央委员、省委副书记，我们省委几个主要领导同志，觉得吕玉兰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政治强，她是全国有名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二是基层经验比较丰富，已经担任了十几年的村党支部书记，又在公社、县上干了好几年，事迹很突出；三是肯学习，尊重老同志。”

　　是的，20世纪70年代初，玉兰虽然担任着河北省委副书记、东留善固村党支部书记的职务，但她的工作重点还在县里。直到1974年1月，河北省委常委会研究确定玉兰到省委工作，她才把工作的主要精力放在了省上。

　　关于玉兰在省委常委中的分工，据中共河北省委办公厅编《中共河北省委大事记》中，从1974年到1980年几次关于省委常委分工的记载，都是“吕玉兰同志分管农业”。另外，玉兰还抓过一段时间的工会、共青团、妇联工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计划生育工作和保定地区的工作。1975年上半年，她还到北京全国妇联筹备组工作了几个月时间。但是，她在省委工作的主要精力还是抓农业。

　　众所周知，河北历来是农业大省，农业在全省国民经济中一直占有重要位置。据河北省革委会统计局1974年编印的《国民经济统计资料提要》，这一年全省农业人口4385万，占全省总人口的90％；农业总产值66亿元，占全省工农业总产值的35％。不仅如此，河北省的农业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的地位也很突出。如，耕地面积第5位，农业总产值第9位，粮食总产量第9位，棉花总产量第5位，农用排灌动力机械第1位。

　　因此，农业这个“基础”，一直是河北省党政领导关注的重点，始终排在河北省委常委会议事日程的主要位置。曾长期担任河北省主要领导的李雪峰、林铁、刘子厚、闫达开等，就一直把主要精力放在农业方面。我几次听玉兰说：“让俺协助省委主要领导分管农业，这副担子重的很啊！”

　　1973年，中国共产党最早从事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的领导人之一，建国后曾先后担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农业部书记，农村工作副部长，国务院农林办副主任兼农业大学校长，农业部顾问组长，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的王观澜，专程来到河北省临西县和东留善固考察工作，给吕玉兰以许多指导与极大鼓舞。1975年6月，毛主席号召全国“农业学大寨”典型的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原党支部书记，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到河北农村调研“三农”问题。时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和专抓农业的省委书记吕玉兰，陪同陈永贵到河北各地考察，并专程来到临西县，还在东留善固村住了一个晚上。陈永贵在临西和东留善固时，重点观看了这里的农田水利建设，对这些地方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当时，中国推动农业生产的主要手段和形式之一是开展树典型、学典型，实行以点带面、推动全盘，如曾在全国开展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河北省也不例外。那几年，河北省几乎年年都要召开全省性的农业学大赛会议，有时从省、地、市一直开到县、公社，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可谓空前。其间，中共中央、国务院曾先后召开过两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这些会议通过组织各级干部到大寨参观学习，交流各地农业学大寨经验，积极把大寨大队的艰苦奋斗、改天换地等经验，推向全国和全省。在多数情况下，玉兰都参加了这些会议。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1975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作为河北代表团团长的玉兰参加了这次大会。我那时还在北京新华社国内部政治外事组工作，也到会进行了采访。凑巧的是，我们新闻单位同河北代表团都住在西苑饭店。我原来以为，在北京开会可能是一件比较轻松的事情：白天听听发言，晚上看看文艺节目，星期天还可以到街上逛逛。这回，我还可以跟玉兰一块儿在北京转转了。然而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天蒙蒙亮，玉兰就起床了，准备讨论会上的讲话提纲。上午和下午，不是大会听报告，就是小会讨论。作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和河北代表团团长的她，既要主持会议，又要准备发言。晚上她经常去参加大会主席团会议，或同地、市、县的同志座谈。在西苑饭店居住的20多天时间里，玉兰忙得没有同我一块儿看过一场电影，更甭提逛大街了。

　　这是一张在《河北日报》历史上，无论排版形式和版面色彩，都十分少见的报纸：报头、报眼和头版头条通栏大标题，全是鲜艳的红色，从而显示出了这天——1977年3月9日新闻报道内容的重要。只见通栏标题是：《全省农业学大寨会议圆满成功胜利闭幕》，副题是：“刘子厚同志主持大会，吕玉兰同志讲了话……”这篇报道详细摘发了玉兰前一天——3月8日在会上的讲话内容，其中有一段这样讲道：“把农业搞上去，‘关键在于一个很大的干劲。’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把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

　　“关键在于一个很大的干劲”，这是毛主席说过的一句话。玉兰把这句话，当作她这次讲话的主题。这天，《河北日报》在头版下半部发表的社论题目，也是这句话。

　　记得3月8日那天，玉兰开完大会回来，已是中午时分，我在小桌上摆好了饭菜，大家开始吃饭了。可玉兰的心仿佛还在会场上，边吃边神采飞扬地对家人说：“今天的大会开得好，可以大讲干社会主义了。大寨是靠干出来的，大庆是靠干出来的。不干，哪能建成社会主义！”

　　这时坐在一旁的玉兰母亲，笑着对她说：“快吃饭吧。这几年，你干得还少啊！”

　　玉兰也笑着说：“这些年，你也没歇着，在家做饭、喂猪，现在又带小妮儿。没有你这‘后勤部长’，俺在外面也干不成啊！”

　　玉兰又接着说：“一会儿，俺就回临西，给县上、村里传达省里的精神，把大伙的干劲鼓得更高点儿！”

　　她母亲说：“你不睡一会儿啦？”

　　玉兰说：“说干就干哩！”

　　刚吃完饭，汽车就来了。玉兰匆匆拿上毛巾、牙刷，就要走。忽然，她又想起，还没顾得上看一眼刚诞生三个月的女儿。只见她走到床前，轻轻地抚摸着江河的脸蛋，恋恋不舍地说：“妮儿，娘又要走了。你在家，多喝点牛奶，快点长大，将来一道大干社会主义啊！”

　　说干就干，雷厉风行，是玉兰一贯的工作作风，也是她的精神风貌的一个体现。就是当省委书记的这几年，仍然是这个样子，工作繁忙，事务众多，以致忙得从来没有同自己的家人上过一趟街、逛过一次公园。跟玉兰一道工作过的许多省委的同志告诉我，别看玉兰是女同志，干起工作来总是风风火火的，有一股子闯劲和急劲。就拿回临西来说，从1974年开始到省上工作后，玉兰还同时兼着县上和村里的职务，一有空就回村里和县上抓工作。有时，白天开完省委常委会，天都黑了，只要有重要精神，她吃过晚饭，还要连夜坐五六个小时的车子赶回去。这样的事情并不是一回两回，而是有好多次。

　　“玉兰对工作一直抓得很紧很死，从不顾惜自己的身体。”曾长期担任省领导的尹哲同志，向我介绍了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后，玉兰在省委工作的一段情况。

　　当时，唐山大地震房倒屋塌，伤亡惨重。省委主要领导刘子厚、马辉、马力都在唐山指挥抗震救灾，省委书记中只有玉兰留在了省会石家庄，和常委郭志、尹哲等人主持省委日常工作。尹哲说：“那段时间，省委主要工作是指挥唐山抗震救灾的后勤供应工作，以及全省的防震工作。由于唐山灾情严重，余震不断，再加上留在省里的领导只有三四个人，事务多，人手少，工作非常紧张。随时有情况，省委常委随时研究，随时解决。玉兰吃住都在办公室，可以说是白天黑夜地工作。有好几次，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打来电话，说是急需粮食、药品、席子、油毡等救灾物资，玉兰总是立即组织有关厅局和地市，连夜赶运。特别令人感动的是，玉兰当时带着身孕，还坚持连轴转，有时累得开会都睡着了。我们都劝她多注意休息，可她总说没事儿，反而要我们这些老同志，多注意劳逸结合。”

　　说起这段时间省委常委会的活动，确实十分频繁。我查阅了中共河北省委办公厅编的《中共河北省委大事记》，只见上面详细记载着从1976年8月和9月两个月，共召开了24次省委常委会，几乎是两天一个会。有时，上午开了常委会，下午和晚上又接着开；有时，连着四五天，天天开会。会议的议程，多是围绕怎样支援唐山抗震救灾。

　　在这期间，玉兰还主持了其它一些重大活动。《中共河北省委大事记》载：“9月18日，省委、省革委在石家庄省展览馆广场召开‘河北省省会各界隆重追悼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大会’，大会由吕玉兰同志主持，先收听北京追悼大会实况，后由马辉同志致悼词。”

　　写到这儿，不禁又勾起了我对当时一段往事的回忆。唐山大地震发生的5小时后，我就随同省委领导乘坐“安一2”型飞机，从石家庄赶到地震灾区，成为第一个进入唐山采访的中国记者。由于生活和工作条件艰苦，新华社对派到唐山采访的记者，实行了半月一换的轮换制。而我竟一口气在唐山连续工作了两个月，从而成为新华社在唐山灾区坚持采访时间最长的记者。

　　8月25日中午，玉兰从石家庄来到唐山，参加省委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议，住在位于唐山飞机场的抗震救灾指挥部里，离我们新华社的营地不远，我便去看望了她。当时，她住在一个像火车箱一样的简易房里。时值炎夏，简易房里又闷又热，犹如蒸笼。我见她挺着已怀有7个多月身孕的大肚子，身子又胖，汗水不止，脸和脚都肿了，坐在地铺上还直喘粗气。我想到她过去流过产，有点担心地说：“天气这么热，肚子这么大了，你还坐飞机，跑来跑去的，身体顶得住吗？要不，住一段医院吧！”

　　“没事儿，俺能顶住！子厚、马辉在唐山，家里常委少，能顶就顶吧！”玉兰说到省里的工作，情绪忽然高昂起来，用手挽了挽袖子，“这一段，省里来开会的，汇报情况的，要原材料的，送这送那的，人来人往，电话整天响，大伙忙得手脚不着地。俺就喜欢这紧张劲儿，说办就办，当天的事当天完，省上的同志们都说，这段工作干得挺痛快！”

　　9月1日，我以新华社唯一代表的身份，走进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的“唐山、丰南抗震救灾先进集体和模范人物代表会议”。这时，我坐在大会堂里，眼前首先映现的是我那挺着大肚子的好妻子——吕玉兰。

　　玉兰在省委书记的岗位上，干了近10个年头，除了农业方面，还做了其它方面的工作：

　　1975年上半年，她作为全国妇联筹备小组副组长，多次到北京开会，参与全国妇代会的筹备活动；

　　1975年12月，她代表河北省委，主持召开了全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会议；

　　1976年春，她作为保定地区党的领导小姐组长，多次深入这一“文革”重灾区，积极解决“保定问题”；

　　1978年6月，她作为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成员和河北省委书记，赴京参加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回到石家庄后，向省委进行了传达，省委决定召开全省计划生育工作会议；

　　“玉兰在省委的工作应当怎样评价？”我带着这个问题，向当年曾在省委工作过的许多老领导、老同志请教。请听他们是如何评价的吧！

　　刘子厚：（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曾先后担任河北省省长、省革委会主任、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等职）省委常委分工，玉兰分管农业，也抓工、青、妇。她工作做得不少，各方面都干得挺好，没误过任何事。她肯下去，也注意学习。

　　金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玉兰这个人很朴实，很实在，工作和学习都很努力，是个很好的同志。她在省委工作期间，没有犯过错误，不用说大错误，甚至连小错误也没犯过。

　　马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曾任河北省委书记、省军区司令员）：玉兰工作很卖力，能吃苦，特别是能注意带领和团结广大干部群众一起干。她还经常下去搞调查研究，回村参加劳动。

　　郭志（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曾任河北省委常委兼秘书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玉兰工作勤勤恳恳，凡是省委交给她的任务，她都努力去完成，而且干得很好。玉兰还有一个特点，对人很谦虚。

　　刘英（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曾任河北省委副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玉兰从工作经历上讲，是从合作社社长、村支部书记、公社书记、县委书记，一步步上到了省委书记。所以，她基层工作经验比较丰富，给省委反映了许多基层情况。另外，她当省委书记时没架子，大家都愿意同她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