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车在冀南大平原上向前奔驰，玉兰凭窗凝望着田野上的红旗心潮起伏。“革命在深入，形势在发展，我们应该怎么办？”几天来，玉兰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她一次又一次地给自己做了这样的回答：“我们往后看有进步，向前看得跑步。要想跟上形势，只有虚心学，拼命干！”

　　回到东留善固大队，她不顾疲劳，立即向大队领导班子传达省革委第十次全会的精神，汇报兄弟队的经验。在她的建议下，还确定层层举办抓革命、促生产的专题学习班。在党支部委员、革委会成员的学习班里，大家以大寨为榜样，谈形势，论任务，比先进，找差距，劲头十足。但也有个别同志认为：“咱这穷沙窝，去年粮食亩产过黄河，就把劲儿使足了，把套子拉展了。再夺高产不容易，有困难。”

　　干部思想通了，在群众运动中就能起带头作用；思想不通，就可能成为挡头。为了彻底解决干部的问题，玉兰领着全体干部去参加贫下中农抓革命、促生产的讲用会。这是一个解放思想，继续革命的誓师会。“老愚公”杨宗振说：“就像玉兰说的，咱们往后看有进步，向前看得跑步。今年可不同往年，为了消灭帝、修、反，各行各业都跃进，条条战线比贡献，咱也得胸怀共产主义大目标，夺取粮棉双高产。”第二天，在大队干部学习班里，响起了一个共同的声音：“群众有劲头，我们要带头。”

　　玉兰听了，非常高兴，进一步问大家：“我们带头，得有个啥劲头？”“学先进，争上游！”“对！”玉兰说，“毛主席教导我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上游就是靠干劲争来的。为革命，我们就是要有个争的精神！”就这样，一场早就憋足了劲的革命竞赛，像江河的波涛，在东留善固汹涌澎湃地开展起来。队队、人人都比思想、比干劲、赶先进、超先进。玉兰豪迈地说：“没有赶的劲头学不好，没有超的劲头赶不上！”

　　不久，玉兰又串连了县上的44个大队，先后向临西县和邢台地区农村各大队发出了展开革命竞赛的倡议。

　　这是1970年7月7日《河北日报》刊登的《风展红旗如画——东留善固大队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竞赛群众运动侧记》长篇通讯中的一段文字。

　　当我阅读新闻界同行采写的介绍玉兰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事迹的稿件时，发现反映玉兰当年带领干部群众开展“革命竞赛”的稿件，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且，这些稿件告诉我这样两个信息：一是竞赛的时间早、持续久，最早是在1966年，最后是在1977年，前后持续了11年；二是竞赛范围广、影响大，先是在村里搞得挺红火，后来在临西县各乡村广泛开展，接着在邢台全地区进行，最后又在河北省开展，以点带面、轰动全省、波及全国。

　　关于革命竞赛，说起来今天的年轻同志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并没有今天的种种“物质刺激”。那时人们崇尚和追求的，包括社会上普遍倡导的，是干革命、讲风格、比贡献、争上游等精神鼓励和荣誉奖励。而革命竞赛，就是这种依靠革命精神去激励人、鼓舞人、鞭策人的一项有力措施。它通过评比、总结、表彰等形式，引导和组织人们去互相比贡献、争上游，以此来促进各项工作的积极开展。

　　那么，玉兰当时为什么要赛？赛什么？怎么赛？

　　1970年6月18日《河北日报》头版，刊登了一篇题为《为伟大领袖毛主席争光 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争光 广泛开展农业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竞赛运动》的新闻，谈到玉兰为什么在全省开展革命竞赛的想法：“本报讯 昨日上午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会议举行大会。吕玉兰同志在介绍串连兄弟队，发起革命竞赛倡议时说：‘一棵树木不成林，一朵鲜花不是春。一个人浑身是铁能打几个钉？一个队搞得再好能有多大贡献？要是社社队队都搞革命竞赛，革命、生产双跃进，那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贡献就大啦！”

　　至于赛什么，上述新闻介绍了玉兰当时提出的竞赛内容，主要有以下“五赛”：“吕玉兰同志说，我们搞竞赛，是赛革命，赛团结，赛进步，赛共产主义风格，赛改天换地的英雄气概。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立足本职……”

　　说到怎么赛，玉兰当年曾6次邀请临西县44个发起竞赛倡议单位的代表召开座谈会，认真总结和交流各队开展革命竞赛的经验，揭露矛盾，找出差距，制定措施，不断前进。当时，他们提出了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竞赛的6个“怎么办”：一、有的社队竞赛方向不够明确，单纯地比庄稼高低，怎么办？二、革命竞赛要不要评比检查，评比检查流于形式，怎么办？三、先进队要带后进队，有的带不起来，怎么办？四、有的队存有“既不想出汗，又怕落难看”的中游思想，怎么办？五、后进队赶先进队，有的信心不足，怎么办？六、有的社队革命竞赛运动出现“一轰二松”的现象，怎么办？对这六个“怎么办”，玉兰和同伴们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和总结出了一套完整的具体做法。

　　写到这儿，我想起1975年春节前夕，我和玉兰结婚后第一次回东留善固探亲。短短的几天，我们既要看望父母，又要走亲访友，事情安排得紧紧的。就在这种情况下，玉兰还抽出一整天的时间，召集全县参加革命竞赛的44个大队的干部，到东留善固召开了一个如何进一步搞好竞赛的研讨会。当时，玉兰这位“新娘”，特意邀请我这个“新郎官”和“北京来的记者”到会“采访”。会上，玉兰和基层干部们争相发言，积极讨论，有时还争得面红耳赤。气氛之热烈、发言之直率、探讨之全面，给我这个第一次到农村采访的“政治外事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全县、全地区甚至全省展开同东留善固竞赛的形势下，这个村怎么办？1975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第三版，登载了一篇题为《东留善固大队带动周围的队前进》的通讯，还配发了“编后”，回答了这个问题：“东留善固大队党支部坚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自己，看别人。前进了不忘自己的短处，勇于揭露矛盾；帮别人不忘学习别人的长处，用来克服自己的弱点，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经验。这种精神是十分可贵的。”

　　这篇通讯还介绍了东留善固村无私地帮助周围村一道前进的事迹：1971年夏天，东留善固大队党支部书记吕玉兰，同干部们检查中耕情况。有的人看到自己队的庄稼比周围队长得高，沾沾自喜地说：“今年又够他们赶的了！”吕玉兰同志听了，严肃地说：“庄稼比别人高，并不完全说明思想觉悟就比别人高。”她跟大伙儿讲：“众人拾柴火焰高，建设社会主义是千百万人的大事业，光靠一村一队是不行的。咱队的庄稼长得比别队的好，也说明咱对人家帮得不够，责任没尽到。”从此，他们把帮助兄弟队当成一项重要任务。党支部8名支委分别负责和周围队联系，经常交流学理论、抓路线、促生产的经验和体会。

　　今年春天棉花下种的时候，下了一场小雨，正是抢墒播种的好机会。离东留善固5里远的倪庄大队，水源条件差，农机具不足，棉花播种有困难。东留善固的干部社员听说后，马上把刚刚买来的3台马拉播种机送了去。春雨是可贵的，这种精神更可贵！倪庄大队的干部和群众看到崭新的机器摆在面前，十分激动。一个老贫农说，庄稼人谁不知道农时的重要，人家把新机器先让给咱用，这真是“龙江风格”啊！他们全力以赴地突击抢种，只用了3天时间，就适时完成了50亩棉花的播种任务。

　　东留善固村北的林场里，有邻县郭庄大队的100亩地。从前，这块地春种秋不收。东留善固造林后，防了风，固了沙，这块地变成了良田。每逢干旱，东留善固还把自己的井水引来浇灌，保证郭庄这100亩地年年都获得好收成。在东留善固的干部和群众看来，对兄弟队的支援，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而且帮助也是相互的。他们心里装着“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共产主义精神。

　　上文提到的“龙江风格”，是指电影《龙江颂》中表现出来的中国人民团结友爱、互帮互助的精神与风貌。

　　我在东留善固村采访时，许多老干部、老党员、老农民，十分自豪地向我谈起当年他们帮助临西县兄弟乡村共同前进的许多往事。　　贾俊刚（原村副支书）：那一年，玉兰组织俺们给倪庄支援牲口，10个生产队，一个队一头，还要挑好的。有的队长舍不得，玉兰就说，“咱们的牲口从哪儿来的？还不是国家从张家口调拨来的？咱们牲口多，有头差点儿的不碍事儿，人家可是一头顶一头的用呢。”玉兰想的就是比俺们强、比俺们远。咱们村搞上去了，周围的村那么穷，行吗？只有大家都富了，才能过安生日子。

　　吕廷文（原四队队长）：那几年，俺们村每年都要从各个队抽好几十个人，到县上的一些穷村、落后村，去帮助工作，传授技术。俺也去过两年，都是自带粮票、钱、被褥，吃住在社员家里，跟人家一块儿干。从种到收，都盯在那儿，干得比在家里还认真。

　　“那会儿的人真憨，干劲大得没法说！”曾担任东留善固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的杨宗芹，向我谈起当年开展革命竞赛情景，不禁流露出自豪和兴奋的神情，“一说要比赛，大伙儿像疯了一样，说上就上，一点儿价也不讨。好家伙，那么大的心劲儿，谁也不说累。那几年，俺村有五六百亩大坑，十几条大沟，硬是让大伙儿人拉肩扛，给填平了，都是通过开展比赛搞成的。你说那个力争上游的思想，不知昨的能调动起那么大的劲儿，谁也不甘落后。”

　　革命竞赛不仅在东留善固激起了巨大波澜，而且在县上、地区以至全省都引起了强烈反响。当年邢台地区在东留善固带动下，从黑龙港流域到太行山麓，从干部到群众，出现了争着比先进、学先进，以及你追我赶学大寨的生动局面。

　　“革命竞赛运动一浪高过一浪”，这是1970年7月8日的《河北日报》，在报道河北省石家庄、沧州、衡水、唐山等地区开展革命竞赛时的生动概括。就拿衡水地区来说，“饶阳县五公大队革委会主任耿长锁，安平县南王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王玉坤，以吕玉兰为榜样，积极串连了35个大队，向全区发出了开展革命竞赛的倡议，迅速得到了全区各地的响应。”再以石家庄地区为例，在听到玉兰带头开展竞赛后，“地区革委会主要负责同志立即带领南滚龙沟大队、瓦房台大队、三角村大队、百福大队的代表奔赴东留善固大队参观学习。这些代表回来后，以吕玉兰为榜样，分头到本县串连了86个大队，向全区兄弟社、队发出了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竞赛的倡议……在全区范围内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的社会主义革命竞赛热潮。”

　　是的，出现在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中国大地上的革命竞赛活动，显然属于我们现在常见的劳动竞赛的一种特殊形式。实践表明，它曾极大地焕发了劳动者的工作热情，提高了他们的综合素质，推动了有关部门和单位的管理水平，加快了技术与技能人才的脱颖而出，为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