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起，东留善固开始试种苹果，但起初死了不少。原来，这些幼苗，粗的只有手指粗，细的比筷子还细，才一尺多高。好多社员看到这么小的树苗，就议论开了：“啥叫苹果呀？有啥好吃的？”“这么小的苗，猴年马月才能结果？还不到下辈子呀！”

　　于是，耙地碰它，锄地伤它……不久，叶掉了，枝断了，苗死了。那天，一个社员竟赌气地当众拔下一棵，嘴里还嘟囔着：“有这玩意儿，干活碍手碍脚，干脆拔掉算了！”

　　正在这时，从外地开会回来的玉兰，凑巧走到这里。她没有对这个社员提出批评，而是热情地招呼大伙儿到地头休息。她拿出一个大红苹果来，说：“这是俺到济南开会，会上发的苹果。咱们种了苹果树，还没见过苹果啥样呢，今儿分给大家尝尝！”于是，她拿出刀子，把苹果切成好几十片，给在场的每个社员发了一片。

　　不一会儿，就听见一片细细咀嚼苹果的声音：“啧啧，这玩意儿又香又甜，咋这么好吃！”“真不赖，苹果就是好东西！”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中国农民是最讲实际的。要想组织农民办啥事情，必须让他们看到活生生的事实，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玉兰望着一张张喜不自禁的脸，开口说话了：“咱们种的苹果树，将来结的苹果，也会这么好吃。桃三杏四梨五年，用不了五六年，苹果就要挂果。别看眼下苗小，将来都是摇钱树，大家可要注意保护树苗啊！”

　　“将来，咱们村如果种到2000亩果树，”她掰着手指，又给大伙算了一笔账，“一亩种30棵，那得有6万棵，一棵少说结10斤，就是60万斤，那就能增加几十万元的收入。到那会儿，人人吃苹果，家家盖新房！”

　　当年东留善固“铁姑娘队”队长吕香兰，向我回忆起这件往事，深有感慨地说：“20多年前，玉兰姐给大家分苹果，就像昨天发生的事儿一样。玉兰姐当年说的话，如今全都实现了。眼下，这些苹果苗，早已长成大树，进入了盛果期，有的一棵树结到了上千斤。树冠有多大，装满果子的筐子就能排多大。往外运水果时，小山似的水果箱子和筐子，堆起来有几里路长。光这一项，全村每年可以增加收入好几百万元，不少户收入上万元，家家盖起了新砖房。为了发展咱村的林果事业，玉兰姐费了多少心思。要不是玉兰姐当年那么带领和教育群众，哪有东留善固的今天啊！”

　　听老人们说，玉兰当合作社社长那阵子，由于年纪轻、没经验，工作办法少，只是有一股子“闯”劲。“闯”，就是敢想、敢说、敢干。后来，她当了大队党支部书记，人多了，工作头绪也杂了，新形势下又有了新要求，逼得她不得不开始讲究工作方法了。

　　“实干是最省力的领导。但是，在有些情况下，光一个人闷着头干，也不行。”在《英勇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吕玉兰》这本书中，玉兰这样谈起自己刚担任大队支书时的烦恼和委屈，“俺刚当支书那会儿，既不知道怎样当‘班长’，也不会‘弹钢琴’，像小孩子一样，只会吹哨。工作中，大事小事，俺全包揽，什么结婚登记、新法接生、两口子吵架、打钟叫人，以及青年、妇女、民兵开会，俺都管。别人主持开会，自己不放心，有时还要偷着去看看。由于满把抓、到处跑，人们白天找不到俺，时常天不亮就到俺家来找。俺就这么拼了命地干，结果没将事情办好，反到影响了支部成员们的积极性。有一回，六队队长和九队队长为地边发生了争执，他俩找大队长，大队长说：‘俺管不了，去找大当家的吧！’俺听这话里有话，一时觉得很别扭。后来一了解，才知道别的支部委员也不满意俺，说俺什么事情也不肯放手。可是，俺觉得自己做了工作，受了累，还惹得大家不高兴，心里觉得很委屈。”

　　后来，玉兰到公社党委开会，把自己在工作中的苦衷，向领导做了汇报。公社党委领导帮她分析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告诉她说：“你工作热情高，这是优点，可你相信广大干部和群众不够，事情还是办不好的。你应当好好学习毛主席写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回村后，玉兰通过反复学习这篇文章，发现自己没有学会依靠干部和群众，犯了包办代替的毛病。她主动在大队党支部会上作了检查。

　　俗话说：“轴心转，碾子转。”在玉兰的带动下，支部委员们也纷纷作了自我批评。有的说：“过去有意见不提，光抱怨玉兰，不对。”有的说：“俺工作也不主动，有啥事尽往玉兰身上推。”问题摆在了桌面上，大家经过讨论，研究了改进的办法。

　　实践，使玉兰逐步学会了用部队里的“班长”做自己的榜样。她这样总结当好村支书这个“班长”的体会：“在支部里，俺不是上级，和大家是同志关系。人家叫俺玉兰，俺高兴，叫俺‘吕支书’，觉得比打俺两巴掌还厉害。从这一段实践中，俺体会到：一个人浑身是铁，能捻几颗钉？一根木头，撑不起天。一个支部书记，必须像毛主席教导的那样，要善于当‘班长’，团结同志，发挥组织的作用，依靠大家的力量，才能把工作做好。常言道，‘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

　　村党支部的核心领导加强了，还必须充分依靠和发动广大群众，从关心群众生活入手，积极做好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才能把各项工作搞好。

　　有一年，在山东省聊城专区开会时，领导上要求各大队嫁接毛白杨树。玉兰鼓了鼓劲，提出嫁接两万棵。回村后，她和几个干部开会商议这件事，有的同志担心群众接受不了。群众是不是真的接受不了呢？会后，玉兰就找几个老贫农商量，向他们详细说明毛白杨树抗灾能力强、纤维多，是重要的工业用材……大家一听，有这么重要的意义，劲头很高，说：“嫁接毛白杨，功在国家，利在集体，干吧！”结果，全村很快嫁接了四万棵，超过原计划的一倍。

　　玉兰尝到了依靠群众做工作的甜头。从此，每逢工作上有了困难，她总是主动找他们商量，让他们出主意、想办法。在工作中，就是办错了，由于能注意听取群众意见，也便于及时发现和纠正。同时，群众觉得，玉兰信赖他们、尊重他们，因而什么事都主动积极地支持她、帮助她，和她一起干。这样，村里的工作就好做多了。

　　有一次，六队饲养员、贫农华岳林给病牛熬药，烫伤了前胸。大队出钱给他请医生买药，玉兰和几个支委天天去看他，帮他煎药。面对此情此景，他非常感动，对玉兰说：“俺是旧社会从河南逃荒来到东留善固的，虽说是外乡人，可大家没把俺当外人看待。今天受了伤，大家这样关心俺，俺谢谢你们啦！”

　　玉兰说：“要谢你应该谢毛主席，这是毛主席要俺们这样做的。”

　　华岳林一时没有理解玉兰的意思，惊奇地问：“毛主席在北京，怎么知道俺受了伤？”

　　玉兰说：“毛主席在书上说的，他老人家教育俺要关心贫下中农，关心群众生活。”

　　华岳林听了感动得眼圈都红了，立即要求玉兰帮助他学习毛主席著作。他说：“俺不识字，能学毛主席的书吗？”

　　玉兰说：“能学！不识字，俺们可以帮助你！”

　　华岳林高兴极了，马上拿出钱来，让玉兰在外出开会的时候，给他买本“毛选”。玉兰没有收他的钱。不几天，玉兰拿自己的钱，就给他买来了一本毛主席著作选读本。从那以后，他无论做什么，到哪儿去，都带着毛主席的书。学习了毛主席著作，他的思想觉悟得到了进一步提高，许多想法也和以前不一样了，对集体更热心了。他担任饲养员，又担任配种员，还抽时间积肥，一人顶仨人干活，时常晚上不肯休息。

　　一年冬天，队里刚生来的小牛犊接不上奶，体弱怕冷。华岳林就脱下自己的新棉袄，给小牛披上。当时，他老婆正做月子，他就在每次熬粥时多熬出半锅。他老婆问他：“你为啥熬这么多？”他说：“还有小牛它娘哩！俺是双喜临门，侍候着两个月子哩！”他细心地饲养着母牛，照看着小牛，一连七昼夜，直到母牛下了奶。他人老心红，一心为集体，在几年的时间里，经他手繁殖的小牛就有二三十头，多次被评为东留善固大队的模范饲养员。

　　那年元月，玉兰从省里开完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回来，社员们就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去看她。一会儿，就挤了满满一屋子。

　　有人问：“玉兰，你这回进省城，给俺们捎来啥礼物了？”

　　“你们猜呢？”玉兰笑道。“准是带来好烟了？”“不对。”“是糖？”“是饼干？”“可能还有好茶叶呢！”……“不对！”玉兰拉着长音，随手从包袱里拿出一个大纸卷来，慢慢地打开。只见一张张崭新的毛主席画像，展现在人们面前。

　　在场的人们都兴奋地说：“啊，傻妮子，你算是把俺们的心思摸透了。俺们都想要买毛主席像，你就给捎来了。”

　　这是玉兰当时用在省里参加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时领到的路途补助费，在天津买的。历来多灾多难而又朴实无华的中国农民，当一旦翻身得到了解放，做了主人，便对党、对毛主席怀着一种万分感激的心情。玉兰更是这样，深深觉得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只有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指示办事才行。所以，会一散，补助费发到手，她就跑到市里，买来了50张毛主席像。

　　大家你也要，他也要，都争着把毛主席的像，贴到自己家里头。剩下的，玉兰在第二天分别把它们送到了军烈属和五保户的家里，同时顺便看看他们春节生活安排得怎么样。

　　走到王老奶奶家，玉兰说：“老奶奶，过年的东西安排好了吗？毛主席叫俺看您来啦！”

　　“妮子，中国人那么多，毛主席在北京，还知道俺这老婆子？”王老奶奶说。

　　“谁说毛主席光在北京住着，不就在这儿？”说着，玉兰把那张鲜艳夺目的毛主席像，拿到老人面前。

　　王老奶奶望着毛主席像，老眼里滚动着激动的泪花，颤抖着手接过去说：“玉兰，快给俺贴上，贴在靠炕头的墙上，别贴高了。俺这间屋烟熏火燎的，灰尘多，爆上灰，俺好用手巾擦。”

　　贾秀英接到毛主席像，特意买了张红纸，请小学教员写了一副对子，上联是“人民救星共产党”，下联是“伟大领袖毛主席”。

　　她觉得还缺个横批，想了想说：“就写个‘一心向党’吧！”写完，这才满意地张贴起来。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使农民依靠集体过上好日子，最需要的是让人们发扬奉献精神，努力把村里的农业生产搞上去。而充分发挥先进模范人物的带头作用，这是玉兰做思想工作的一个重要方法。当年，东留善固先后树立和表彰了好几百个各种类型的模范人物。如有全面突出的先进人物华跃林等“五大傻”、贾新华等“十小傻”，有热心集体的先进人物马春会等“顶梁柱”、吕天成等“集体迷”，有各种年龄的先进人物杨宗振等“老愚公”、孙大芹等“老来红”、杨振东等“硬汉子”、杜玉芹等“红大嫂”、吕香兰等“铁姑娘”、冯占臣等“红孩子”，以及众多的“夫妻红”、“全家红”等。当时，许多农家的堂屋里，贴满了各种各样的奖状、镜匾。热爱集体、热爱劳动、敬老爱幼、尊师重教等新风尚、新思想，在村里得到了大发扬。

　　东留善固几位“铁姑娘”、“红大嫂”，还讲到玉兰注重思想工作形式的生动活泼。

　　她叫邢香荷，当年大跃进中“火箭连”的成员，向我介绍了玉兰带领女青年们，生龙活虎地战斗在田间地头的情景。那时，她们经常参加公社组织的深翻土地大会战，生活半军事化，吃住都在外村。晚上，有的姑娘想家，掉了泪，睡不好觉。玉兰就给大伙说笑话、讲故事，模仿大人安慰孩子说话的声音，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忘记了一时的疲劳，很快进入了梦乡。白天干活时，玉兰经常组织大伙进行比赛，齐声喊着号子，唱着歌曲，活跃了气氛，鼓舞了干劲，使大家度过了令人难忘的火热岁月。

　　她叫郭秀兰，这位当年村文艺宣传队的队员，这样给我讲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玉兰组织文艺宣传队活跃群众文化生活的事迹：“那时，玉兰提出来，把好人好事都编成快板，向群众进行宣传。她自己也经常把上级的精神，编成顺口溜儿，让群众在说说唱唱中，就懂得了政策。后来，玉兰见这种工作方法比较活跃和见效，就组织了好几个文艺宣传队，老人和孩子都参加了。全村无论男女老少，谁也能唱上一段。要是演节目，一晚上也演不完呀！”

　　据郭秀兰回忆，当时东留善固的文艺宣传活动，起到的作用可大了！有一回，她给队里拾棉花时，捡到一个玉米。她把棉花交到了队里。却把玉米偷偷地拿回家中。通过说快板、唱歌，她懂得了集体的一草一木，都不能占为已有，于是把玉米也送到了队里，可以说，活泼多样的文艺宣传，提高了群众的思想境界，使每个人对集体的热爱都付诸行动。

　　当时，他们编了一些什么快板，竟能打入群众的心坎？我请郭秀兰给我说上两段，想不到几十年过去了，她竟张口就来：“那会儿，村里有个妇女，生了仨孩子，不能下地干活，累得够呛。后来，她成了九队队长，懂得了多生孩子不光自己受累，还影响工作，就带领妇女宣传队，给自己编了一段快板书：‘九队队长任秀香，没有男孩子仨姑娘，大的娶，二的忙，三的吱吱哇哇叫在炕头上。三晌不能把活干，日子过得紧梆梆。’”

　　郭秀兰一连说了好几段生动风趣的快板书，直引得我们在座的同志，发出一阵又一阵的笑声。

　　“老支书不仅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可观的物质财富，更是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现任东留善固村党委书记的吕廷祥，向我谈起村里干部和群众当前的思想状况时，颇为感慨地说，“我当副支书、支书和村主任已有10多年时间，感到干起各项工作来很顺当。只要村干部一声号令，全村上下没有一个打折扣的。说实话，如果让我去领导另一个村，使用同样的干劲，拿出同样的水平，就不一定能搞得好。为什么我们村比一般的村工作好搞？就是因为玉兰姐给我们打了一个好基础，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思想素质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