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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春天，《中国青年》杂志社记者郭楠柠、汉涛专程来到东留善固，采写了一篇题为《党的好女儿吕玉兰》的长篇通讯，记述了玉兰“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本色，不但顶住了硬的进攻，而且顶住了软的进攻”。
这篇通讯首先分析了她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所面临的严峻形势：“革命道路上的斗争，是复杂多变的。有时候，像是急风暴雨，卷起万丈狂澜；有时候，又是在风平浪静下，潜伏着急流漩涡。经过1960年冬天的较量以后，那些……人，看硬斗斗不垮玉兰，又想出了一套软的更阴险的办法。”
这里说的“更阴险的办法”，就是用腐蚀拉拢的办法，企图拉玉兰“下水”。 有段时间，“老黑”一伙人忽然装出一副关心玉兰的样子，跑到她家去劝她外出当工人。他们说：“咱村穷，改变面貌不容易，到外面去找个事儿多好啊！像你这样身强力壮的，在邯郸挣大钱，还不是个容易事儿！”
玉兰拒绝了这种“好意”，回答他们说：“正因为咱们村子穷，改变面貌不容易，俺才和大伙儿一块干，革穷的命。”她又说：“干革命不是为了挣钱，不能讲钱多钱少，更不是为了个人挣大钱，是为了消灭剥削，为了实现共产主义。”
一看这个法子使不上，他们又托人给玉兰介绍对象，有军人、工人，还有干部，玉兰都没答应。他们还有别的办法。
那年，在发放林权证的时候，大队作出决定，把该归公的树木一律归集体。一个社员要盖房子，刨了几棵树木，想不归公，又怕大队不同意。这事被“老黑”那一伙知道了，就给他出馊主意：“你去找吕玉兰，如果不顶用，就送点什么，保准能办。”
在村里，还从来没人给玉兰送过什么东西。这回，这位社员第一个给她送礼来了。头一次，他拿来两盒香烟，放在玉兰家的桌子上。玉兰问他：“你这是干什么？”
“留——留——留给你抽吧！”
“你赶快拿走！俺啥时候抽过烟！”
他一寻思，玉兰确实不会抽烟，就拿上走了。
过了两天，来了一个卖烧饼的，他又给玉兰家送了10个烧饼。玉兰母亲不知怎么回事，问玉兰：“妮儿，你怎么买烧饼？”
玉兰说：“俺没买呀！”
玉兰赶忙跑去问卖烧饼的：“谁叫你送来的？”
卖烧饼的说：“那家给钱了。”
玉兰马上明白了，又是这家社员送的“礼”，便对卖烧饼的说：“谁买的给谁，俺不要。”说完，就把烧饼退给了他。
这个社员吃了两回“闭门羹”，还不死心，仍然一个劲儿地缠着玉兰。那天，村里请来了一个写标语的，玉兰又像往常那样，把客人请到自己家里吃派饭，然后去邻居家借壶开水来招待客人。碰巧，被这位社员看见了，他抢过壶就去打水。他借打水的机会，买来了5斤馍馍和20多个烧饼，送到玉兰家里，说叫客人一块儿吃。玉兰让他拿走，他不拿走，拉拉扯扯，玉兰一下子火了，说：“你再买这个送那个，咱们就一块儿到大队去说说！”他没法，只得拿走了。
“老黑”一伙见攻不动玉兰，又唆使这个社员，在玉兰母亲身上打主意。趁她母亲病的时候，这个社员买了2斤挂面，送到她家里。 当天晚上，玉兰召开了大队党支部会议。她把那2斤挂面放在桌上，说：“同志们，有个社员刨了队里的树，不交公，想盖房子，俺不同意，他就给俺送东西。第一回送烟，俺没收。第二回送来10个烧饼，俺退了回去。第三回送来5斤馍馍和20多个烧饼，被俺顶回去了。今儿个，又送来了2斤挂面。大家动脑筋想想，这个社员是个老老实实的农民，他肚子里有这些花花点子吗？没有！这是别人给他出的坏主意。大家说，遇上这事怎么办？”
玉兰这么一说，支部委员们都很生气，异口同声说：“退回去，坚决不上这个钩！”
玉兰说：“对，不光咱们不上这个钩，还要教育大小队全体干部，都不要上这个当！”
第二天，玉兰找到这个社员，把挂面退还给他，语重心长地说：“当干部，是为集体、为群众办事的。该办的一定要办，不该办的，送万两黄金也不能办。往后，可别再上人家的当了！”
这位社员看到玉兰不图吃、不图喝，一心为大伙儿办事，痛心地对玉兰说：“都怪俺糊涂，今后再也不上当了！”随后，他把先前刨的几棵公家的树，退给了集体。
这个圈套没用上，“老黑”一伙又设了另一个圈套。
那次，玉兰上县里开会，因为会议延期，她带的伙食费不够用了，就捎信给家里，要2元钱。
没想到，这事又被那几个人知道了。他们跑到玉兰家，对她母亲说：“俺们正有事，要到县里去，捎钱的事，让俺们办了吧！” 母亲没寻思别的，就给了他们2元钱。到了县里，他们交给玉兰12元钱。她只当是家里多捎了钱，就收下了。
开完会回来，玉兰问她母亲：“为啥给俺捎那么多钱？”
母亲说：“2元钱还算多啊？你不是要2元吗？”
这一下，玉兰才知道家里并没有捎那么多钱，便在心里琢磨开了，莫非这钱是从队上拿的？她问大队会计，会计也不知道。
玉兰一想，准又是“老黑”一伙在捣鬼，就找到给她送钱的那个人，紧紧地追问。最后，那个人才支支吾吾地说：“谁没个紧巴的时候，给了你就花呗。俺有了急事，也兴花你的嘛！”
玉兰态度坚决地说：“那不行！要是你的钱，俺这就还给你！”
他始终不说这钱是哪里来的。经过几天调查，玉兰发现队上的棉花少了。一追问，原来是他们卖了。再追问卖的钱到哪儿去了，他们就说：“吕玉兰花了。”
“啥时候花的？”
“不是在县上开会，多捎了10元钱吗？”
好刁钻的手段啊！要不是紧追那钱的事，玉兰还蒙在鼓里呢！她立即把钱如数退给了大队，并把他们玩弄的这个阴谋诡计，在干部和群众中揭穿了。
那几年，“老黑”这一伙不断地给玉兰“下卡子”、“楔钉子”，明的、暗的，硬的、软的，谁也说不清闹了多少鬼名堂。他们的目的，就是想引诱她“下水”，与他们同流合污；或者借题发挥把她整倒，把印把子夺过去。但是，玉兰站得稳、立得正，根本不吃这一套。
其实，他们使的这一拉拢腐蚀的手段，玉兰早在前几年就“领教”过了。他们当村干部的时候，整天吃吃喝喝。每逢晚上开完了会，他们总是不散，等玉兰走了，又吃又喝。后来，这事被玉兰发现了，开完会，她硬是不走，看他们怎么吃喝，他们怕她揭发，碍他们的眼，想拉她参加，借口什么“开会太晚了，饿了，吃点吧”。她说：“咱们吃的是哪一项，这不叫贪污浪费吗？！”他们知道玉兰不上这个钩，就再也不敢拉她了。一说散会，都走开。其实，他们不真走开，等玉兰走了，转一圈，又聚在一起，继续吃一顿喝一顿。后来，公社党委根据他们犯的毁坏树木、用公款吃喝等错误，分别给予了撤职等处分。
这篇题为《党的好女儿吕玉兰》的通讯，在介绍玉兰对“拒腐蚀、永不沾”的体会时写道：“这些年来，软斗，有时比硬斗还吃紧。硬斗，表面上看来很凶，可因为它是明摆着的，容易看清，思想上有准备，就好对付；软斗，却是暗里使劲，说你几句好话，送你点东西，给你办件好事，三斗两斗，就把你给斗糊涂了。真是稍微不注意，就会上当。”
凡是熟悉玉兰的同志都有这个感觉，她性格的最大特点是直爽，有啥说啥，爱憎分明，嫉恶如仇。她自己从来不搞请客送礼那一套，而对某些领导干部搞的请客送礼、吃请受贿、拉帮结伙等不正之风，也看不下去，就像眼里的沙子，一粒也容不得。
当时，东留善固所在的下堡寺公社有个社长，平时好搞吃请受贿，是个认酒不认人的干部。他每次来东留善固，总到“老黑”一伙的干部家里吃吃喝喝。终于，他们在一起越喝越多，越喝越近，时间不长，这个社长就被“老黑”一伙拉下了水。玉兰非常看不惯他搞的这一套，不但不去迎合，而且在一些公开场合当众予以揭露。这样，她当然不受这位社长的“喜欢”了，常常在工作上受到刁难。即使这样，她也不改初衷，坚决同这种不正之风进行斗争。
那年秋天，大队副支书吕世周负责抓“三秋”工作。他吃在地里，睡在场里，累得又黑又瘦。正在这时，遇上了连绵秋雨，堆在场里的大垛大垛的豆子，有的遮盖不严，渗进水去，发了芽，约有三四百斤。吕世周站在豆子垛旁，揪心似地难受，眼里不禁掉下了泪花。社员们安慰他说：“世周，别难过，咱们总结一下经验教训，今后把场看管好就行了！”
“老黑”一伙一直想搞掉玉兰的“左臂右膀”——大队副支书张青云和吕世周，孤立玉兰，但总也找不到机会。这会儿，他们听说场里的豆子发了芽，幸灾乐祸地说：“这回老天爷可帮忙了！吕世周管场烂了豆子，到社长那儿一告，不愁弄不倒他！”
他们到公社找到“上头的根子”，夸大事实，造谣诬蔑：“吕世周把场上的两万斤豆子沤烂了，别人给他提意见，他不听，还说‘社长来了也不怕’。社员们的意见可大啦，都要求把吕世周撤掉！”
其实，这个社长早就对玉兰为首的大队党支部有意见。前几天，玉兰和吕世周为他给“老黑”一伙说情，曾顶了他几句，对这他还怀恨在心呢。这回，“老黑”一伙来告状，正好找到整倒吕世周的口实。果然，没过几天，在公社召开的一次干部会上，这个社长当场宣布撤了吕世周的职务。不久前，他们找了一条理由，把张青云的职也给停了。群众气愤地说：“这两个好干部，怎么都撤了？准是‘老黑’他们搞的鬼。”。
玉兰对这个社长用突然袭击的办法搞掉这两个好干部，十分气愤。因为她心里清楚，搞掉吕世周和张青云，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他们的真正目的，是想在支部里孤立自己，让村里的工作乱了套，把新支部搞垮。她决心要团结好同志们，坚持斗争，不能让他们的企图得逞。
“玉兰当时面临的形势，真是乌云压境、风大浪急！”著名诗人、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田间等作家在一篇题为《只争朝夕》的报告文学中，这样介绍玉兰同这个社长之间进行的斗争，“此人是被撤职的前支部正副书记的支持者，经常在他们家里喝酒吃肉，要布票，要粮食，来来往往，非止一日，一个鼻子眼出气，合穿一条裤子。说穿一条裤子，可真穿一条裤子。前留善固支书……送给他一条黄毯子，他做了条裤子穿上。有一次，公社开党委会，玉兰当着大伙，问他：‘你这条裤子颜色挺好，是在哪儿买的？’他‘哦哦’了两声，红着脸说：‘……给我的。’紧接着又急忙改口：‘我跟他换的。’这一问一答，很引起别人的注意。玉兰意味深长地说：‘我早就听说啦，是……给你的。’玉兰这样跟他‘过不去’，又不会用好烟好酒等奉承他，在他眼里，玉兰自然是个‘坏’干部了。因此，开支书会也不通知玉兰，指名别人参加。来到村里，这不是，那不是，净挑毛病，当着群众指责玉兰：‘人家犯了错误，你干，你哪一点干得比人家强！’”。
到了第二年6月，当临清县委工作组来东留善固解决“老黑”一伙利用“整风整社”运动整玉兰的问题时，才把这个社长的事情同时加以解决。那天，工作组决定召开群众大会，一些干部、群众听到这个消息，提意见说：“刨树要刨根。‘老黑’他们搞阴谋活动的根源，在俺们公社里。俺们要求公社那个穿黄呢子的社长，亲自来澄清事实。”工作组认为这个要求合情合理，就打电话通知这个人，到村里来参加这次会议。
那个社长情知自己同这一阴谋活动连在一起，几次电话通知，都推说有病，或者说什么有事不能来。最后，县委命令他到东留善固来澄清事实，他才硬着头皮走进了会场。
会场上，大家看着这个社长，只见他的脸红一阵，白一阵，好不自在。在工作组点名让他发言后，他结结巴巴地对“老黑”一伙说：“你们尽是瞎胡闹，不该借着‘整风整社’的机会，陷害干部。”他这一洗白，群众哄地一下笑了。县委工作组的同志，当场批评了他。
无独有偶。3年后，在开展“粗线条四清”之际，县委向东留善固派来了一个驻村工作组。想不到，这个工作组组长同样是个热衷吃喝、不干正事，专门与那些有严重问题的干部拉拉扯扯的人。对于廉洁奉公、积极工作、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玉兰，极尽打击排挤之能事。玉兰同这个组长，又前后进行了长达一年多时间的斗争。
玉兰在当时的笔记本上，多次记载了这个组长利用职权压制和刁难她的情况。她在1965年7月13日写道：“我开会回来后，和省文教局座谈了4天。这几天，蹲点干部很不支持我的意见，外地经验一点也不采纳，并且还很反对”。在这个月的另一篇笔记中，她这样写：“这几天我老是在想什么？怪苦恼的。工作组有的人反对我，见人说怪话，如‘我们工作，叫她露脸’……比如开很长时间会议，不让贯彻外地经验，听不进去，说什么外地经验是外地的事，如王志琪是全地区的尖子，还能比？这里是什么条件，什么情况？我的意见半点也不采纳。我开会很长时间，因为大队的工作差距很大，赶快得弥补。工作一贯顶牛。开展评选五好，我建议要有政治思想好，突出学习毛主席著作，他就是不同意，他还常说，我不能光当你们的通信员、演员，要当教练员。为什么他安排工作不叫别人插嘴呢？我说我要组织开会，他就在外扬言说我骄傲。我想光个人干吧，也不行。如何把大家的因素调动起来？当前最大的问题，是粮食搞得不突出，有重棉轻粮的劲头……不让我讲，他们思想不通，打通他们吧，就说我给他上课了。”
面对这位曾经担任过县委党校教员、如今又是驻村工作组的组长，利用职权搞的打击和压制行为，玉兰毫不畏惧，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有一次，玉兰在邢台地委参加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会议回村后，为推动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提出传达地委会议精神，这个组长借口生产忙，没空开，一推再推。后来玉兰等急了，便说：“你没空，我来开!”
他一看挡不住了，说：“今天晚上，我先给你们讲一篇《反对自由主义》吧！”
玉兰说：“那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哪篇也行。”
到了晚上，把人召集齐了，玉兰去请他，他却说：“不讲了。”
玉兰一看他故意摆弄人，便问他：“为什么不讲？”
他胡扯说：“没书。”
玉兰把《毛主席著作选读》甲种本、乙种本，都送到他的面前，说：“有书了，讲吧。”
他又说：“什么也不讲。”
当时玉兰真气急了。说：“你不讲俺讲。你们不打算叫俺们学，俺们偏要坚持学。”
这天晚上，玉兰讲完《反对自由主义》以后，接着就贯彻地委会议精神，特别强调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问题。
1966年初，这个不讲原则、不干好事的工作组组长，终于受到上级党组织的批评，并被调离了工作岗位，广大干部和群众为之拍手称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