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兰的威信是干出来的！”我在采访玉兰的事迹时，许多同志这样说。是的，玉兰在领导乡亲们建设家园过程中，付出了大量汗水和心血，可歌可颂的事迹，何止造林固沙一件呢？她在谈到这样做的体会时说：“做领导工作，实干省很多劲，实干是最省力的领导。”

　　1956年夏，麦子长得好。开镰的头天晚上，玉兰给社员们开了会，讲明快收快打的意义，号召大家起五更开镰。社员们举手赞成。　　雄鸡刚叫二遍，玉兰就急急忙忙地穿上衣服出了门，叫了东家喊西家，叫起南邻喊北舍，然后下了地。她一直和小伙子们开展竞赛，自己很快窜到了前边，打了头镰。天亮了，一位眼尖的小伙子看了看玉兰，立即喊起来：“喂——，都来看呀，佘太君挂帅了！”

　　大伙儿一看，都“哄”地笑了起来。玉兰开始不知道笑啥，也盲目地跟着笑。这一来，人们笑得更欢了，有的笑弯了腰，有的笑出了泪。

　　这一下子，可把玉兰闹傻了眼。这时，一位姑娘跑过去，扯着她的上衣大襟，说：“玉兰姐，你怎么穿这件衣裳啊？”

　　玉兰低头一看，不觉也哈哈大笑起来。原来，她起得过早，摸黑错穿了奶奶的大褂子，活像戏台上古代将帅们穿的战袍锦服一样，晃来晃去，逗得人们乐了好大一阵子。

　　1957年冬，合作社组织抗旱打井，玉兰要领着一伙妇女下井。一些有封建思想的老年人看不惯，不同意妇女下井。他们说，那不是送死呀，不沾弦！还有的说，过去打井，妇女就不能到井上去，妇女要是到井上去，井就得打“偏偏”（打坏了的意思）。

　　这些都没挡住玉兰。别人还没下井，她先下去了。打井的活儿真不轻闲。井下，人站在泥水里，猫着腰，又是挖泥，又是装土，不一会儿，就累出了一身汗。当时，正是寒冬腊月，她穿着雨衣，上来冻得直打哆嗦。有人就说：“玉兰太傻了！别说女的，就是男的，也是尽挑那些傻不愣的小伙子下井。”还有的说：“玉兰下井，真像个疯子，不像个妮子样！”

　　玉兰没听这些，仍然坚持打井。井打成后，她问那几位老人：“井咋样？”
　　老人齐声称赞：“好！”
　　“没打偏偏吧？”
　　“没！”
　　“不是说妇女不能下井吗？”
　　“哪个妇女敢下井，就数你玉兰呗！”

　　在玉兰的带动下，其他妇女也纷纷下了井，并组成了“妇女打井队”，一连挖成好几眼，在抗旱中起了不小作用。她通过带头下井，得到了这样一条认识：“当领导，自己不带头干，不接触实际，就没有真知，得不到经验，只能人家说啥是啥。这不是领导人，而是被人领导，很难得到真经。”

　　1958年秋天，冀南一带同全国一样，“大跃进”正在升温，又刚实现了人民公社化。社里为夺取第二年的农业大丰收，大搞土地深翻。担任公社副社长的玉兰，将孙秀兰、杨盛兰、文秀兰、孙大芹、杜玉芹、孙秀芹、修玉芹、刘桂芹等本村妇女召集到一起，开了个“齐心会”，成立了“四兰五芹深翻队”，发动大伙儿开展劳动竞赛。她们下了“战表”，宣布“立擂”，倡议各村的“铁姑娘”、“硬汉子”都来“打擂”。经过五次“擂台”较量，都没能把她们打下来。

　　那天，一帮小伙子决定采取“车轮战”，玉兰她们一点也不示弱。她上身只穿一件汗背心，下身的裤子挽过了膝盖，就这样，汗水也是不停地流着。

　　秀芹的手上起了两个大泡，玉芹的手被磨破了，谁也不吱一声。

　　玉兰把肩膀上的白毛巾扔了过去，说：“垫在手上。”
　　玉芹说：“你呢？”
　　玉兰说：“俺的手没事。”
　　眼尖的秀兰说：“还没事呢，都快变成红锨把了。”
　　玉芹说：“反正俺不垫，给你！”
　　她随手又扔给了秀芹，秀芹又扔给了盛兰……最后传到桂芹手里。桂芹顺手往玉兰肩上一搭，说：“还是留给你自己擦汗用吧！”　　经过一番拼搏，她们终于夺得了“打擂”的胜利。“四兰五芹深翻队”的事迹，很快闻名全公社以至全县。

　　当时，玉兰在笔记本上，曾写下许多豪言壮语，抒发自己大干社会主义的热情和胸怀：“说一千，道一万，不如带头干。”“跃进上去，向沙土进军！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武松打虎的勇气，忘我的劳动，拿出少活十年的劲头，来搞大丰产运动！”……
　　我手头有一份中共邢台地委党校1966年2月在东留善固办学习班时，党校工作人员采访当年的大队长王守增的谈话记录。他着重谈到了玉兰当时的表现：“1958年‘大跃进’，那阵儿搞大协作，吕玉兰带领俺村青年，成立了一个‘火箭连’，俺也参加了，俺俩都是负责人。那时候，俺们常到外村去支援种麦。缺牲口，就靠人力挥锨掘地播种，拼着命地干。”接着，他讲了一个玉兰在中秋节支援外村种麦的故事。

　　那年农历八月十五晚上，天刚擦黑，各家饺子还没吃完，公社来了通知，要求马上去支援外村。可是，有些妇女不愿去，有的藏起来了，有的被锁在屋里。怎么办？玉兰就领着人挨家挨户去找，做动员工作。有的人就说：“玉兰这傻妮子，给别村干活，多一个少一个，有啥关系！她是非把咱累死不中！”可玉兰说：“你想想，搞社会主义，人人都有一份！咱村有劳力，人家有困难，不互相帮助咋行啊！咱们应该支援他们，帮助种上麦子。”那天晚上，她动员了村上一大半的劳力。那工夫，有的老年人看不惯“大跃进”，就偷偷把自己的闺女，寻婆家包办着结婚了，这样可以躲在家里不出来。有的还不够结婚年龄，也在那几天由老人包办着结了婚。玉兰回来听说了，挺生气，就跟这些老人说理。有的妇女结婚后不如意，要闹离婚，直闹腾了一年多。　　事实上，繁重的体力劳动，只是玉兰投入“大跃进”运动的一部分内容，更操劳的是她承担的多种领导工作。那时，玉兰担任了公社副社长之职，主抓全社的妇女、青年、卫生等项工作。

　　1958年5月入党后，她又被选为公社党委委员。不久，她还兼任了公社妇联副主任、县妇联执行委员。加上以前担任的县人民委员会委员，真可以说是身兼数职，任务繁重。

　　如今，我从玉兰当年在笔记本上所记录的内容看到，当时上级党委和政府下达给公社的各项任务，是相当繁重的。就拿妇女工作来说，就有大力组织农村妇女参加生产劳动，包括养猪养羊、深翻土地、消灭“四害”、田间管理；还有积极开展技术革新，组织“巧姑娘队”、“巧大嫂队”，村村兴办托儿所、幼儿园、养老院等，不一而足。至于每项工作，又都贯穿着传达、贯彻、布置、检查、汇报等程序，可见其工作内容之多、工作量之大。另外，伴随着各项工作的深入开展，各种会议、检查、评比、总结等活动，更是接踵而来，层出不穷。就拿开会来说吧！玉兰由于身兼数职，参加的各种会议，就显得尤其频繁。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国北方偏僻乡村以至县上开会，也是件艰苦的事：住，没有像样的招待所，没有饭店旅馆，只是在简陋的办公室、学校，甚至马车店里搭个通铺，还要自己带粮票、钱款和被褥；吃，只是高梁面、玉米面做的窝窝头，外加大锅菜甚至咸菜；行，没有车接车送，只是自己买车票乘汽车、火车，没有机动车的地方，就只能搭马车、骑自行车甚至步行前往。会上，代表们听报告、记笔记、做汇报、表态度，一点轻松不得。

　　为此，当年有些干部常把开会当作负担，不愿参加。可玉兰却总是坚决服从领导上的安排，叫到哪儿开会，就到哪儿开会。而且，不管路有多远，交通条件是否方便，她总是风雨无阻，及时赶到。到了会上，她遵守纪律、做好笔记、积极发言，从而常常成为会上的活跃分子，曾多次担任参加省、地、县会议的代表团团长，或代表与会者上主席台表态发言。

　　如今在临西县，还流传着玉兰“赤脚开会”的故事。
　　那年夏天，她正和社员们一块压绿肥，忽然接到了区委的紧急通知，让她马上到县上开会。她来到家里，没顾上换衣服，就急急忙忙骑上自行车出发了。

　　路上，她那双旧布鞋子，鞋帮鞋底分了家，实在不能穿了，就索性光着脚走。
　　在县委礼堂门口，警卫人员挡住了她：“你找谁？”
　　玉兰回答：“俺是来参加会议的。”
　　警卫人员看了看她，只见她头发乱蓬蓬的，身上沾着许多泥点子，卷着裤腿，脚上还带着泥巴，有些不信，又问：“你带介绍信了吗？”
　　“俺接到区委的通知就来了，什么也没带。”
　　“没有信，不让进。”

　　玉兰正要再作解释，刚巧有位在会场工作的同志从礼堂里走出来。他看见玉兰，就说：“你怎么才来？就缺你这一名代表了！”
　　这时，警卫人员才知道，原来这位普普通通的农村姑娘，就是远近闻名的最年轻的县人民委员会委员吕玉兰。

　　“‘大跃进’年代，玉兰还当过‘红专大学’的校长呢！”当年的先锋人民公社（下堡寺公社一度改为此名）党委书记孙鸿恩，还向我谈到了玉兰在“大跃进”年代创办公社“红专大学”的事。那时，全国各地放出的粮棉高产“卫星”频频上天，而先锋公社的产量却被远远地抛在了后边，同时也受到全国各地大办红专大学的启示。于是公社常委决定，抽调一批由年轻人组成的精兵强将，集中力量探索高产的路子，让他们一边劳动，一边学习，“使之成为又红又专的共产主义接班人”。1958年10月，由公社书记孙鸿恩兼任校长、玉兰任副校长和团支书的“红专大学”，在西高尔庄村——新设立的“高产庄”，正式成立了。

　　在玉兰的笔记本上，这样记录着她当年对“红专大学”的计划：“600亩耕地，100人。一、种麦子300亩；二、冬季深翻土地300亩；三、建养猪场一个；四、大胆技术革新，冬季搞温室，马上行动；当前突击拾花、刨地瓜……”

　　至今，我手头还保存着玉兰留下来的一份当年“红专大学”的“花名册”，上面登记着每个人每天的出勤情况。据孙鸿恩等一些老同志介绍，当时玉兰领着这批知识青年，在旷野沙荒上白手起家，实行边学边建，边干边创，自己修建起了宿舍、教室、厨房、温室、猪场，人员按连、排、班组织，过着一种军事化和集体化的生活。学生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劳动，如深翻土地、积肥运肥、修建房屋等，劳动强度很大。第二年春天，由于全国形势发生了变化，这所大学就停办了。　　

　　孙鸿恩十分肯定，她是一个讲实际、说实话、重实干、办实事的人。

　　面对当年这种“全面跃进”的形势，玉兰竭尽了自己的全部力量和智慧。由于工作积极、成绩显著，玉兰又多次被评为社、县、地、省的农业劳动模范和青年、妇女先进积极分子。1958年5月，玉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标志着她的政治生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59年春天，她还荣获了全国“三八”妇女红旗手的称号。

　　如今，当我捧着玉兰的“入党志愿书”，联想到她之所以扑下身子“为社会主义打乾坤”，原来正如她亲手在这份志愿书中所写的，早就定下了“带领广大群众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迈进”的宏伟志愿啊！